塔拉(1920—2006)
塔拉,蒙古族,曾用名李明,1920年出生于土默特旗白庙子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白庙子镇白庙子村)。
塔拉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祖孙几代都给地主当长工,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1937年,塔拉的父亲去世,贫困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为了生计,17岁的塔拉在亲戚介绍下,来到萨拉齐镇给伪军18团团长李秀山当勤务员。当时,中共地下党李森也在伪军18团做地下工作,他和李秀山团长曾经是包头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老一团”的战友,老兵、新兵都认识李森,所以李森在伪军18团的一切活动,团长和官兵们从不干涉。塔拉也很快和比自己年长19岁的李森成为一见如故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谈心,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李森的启发开导下,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一天,李森劝塔拉说:“你不要在这里混了,没有什么好前途。”塔拉问李森:“那该咋办?”李森说:“去延安念书,只要你不怕苦,保证你有个好前途。”塔拉听说去延安,马上表示愿意。
1939年10月,在李森的安排下,塔拉乘火车来到察素齐镇,找到伪防共二师的中共地下党赵诚,几天后,赵诚把他送到把什村,交给中共地下党员勇夫。当时,有好几个打算去延安的进步青年,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勇夫带着塔拉和几个青年辗转来到大青山八路军抗日游击根据地万家沟。1939年11月的一个深夜,大青山八路军专门抽调了一个排负责护送,在云浦(化名李才,乌兰夫的弟弟)带领下,塔拉、李景山、孔紫金(后逃跑)和李新民四个人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漫漫旅程。他们离开大青山,渡过黄河,穿越鄂尔多斯大地,然后翻山越岭,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塔拉等人来到延安后,被安排到延安城北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了几天,然后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被编入55队。当时,55队分成两个班,一共20多人,都是来自土默川的蒙古族青少年。塔拉被分到二班,同班学员有金玉、成义、云生格、赵俊峰、云成烈、云晨光、云照光、云琳、云世英、李桂茂等人。
1941年1月,随着抗日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于是把陕北公学的少数民族学员都集中起来,成立了陕北公学民族部。9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基础上,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高岗担任院长,高克林担任副院长,刘景平担任党总支书记,乌兰夫担任教务处长。
塔拉通过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民族学院的系统学习,对党的基本理论、国家前途命运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文化程度和政治思想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1942年1月,在李森和同班藏族同学天宝的介绍下,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节过后,中央决定把延安民族学院迁往陕北定边,组成三边公学。学校迁往定边后,塔拉和大家一起修缮房屋,准备过冬衣物,学生们既纺线又织布,有时还参加演出,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1945年初春,乌兰夫从延安来到定边,看望延安民族学院学员,准备选调一部分学员返回大青山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塔拉积极报名并被选上,他和在定边工作的李自勉、云琳秀、金玉、云贵生等人一起先返回延安停留了一个月,几十个人编成了绥蒙干部大队,王建功担任大队长,李森担任副大队长,下设两个中队,塔拉被任命为第二中队的队长。随后,他们经过清涧、绥德等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直抵绥蒙区党委所在地山西偏关县。当时,全国各个战场都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1945年5月1日,绥蒙区党委召开了动员大会,高克林、苏谦益等领导在会上指出:全国各地的日伪据点都在收缩,绥远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扩大力量,准备大反攻,最后的胜利不会太远了。塔拉听了领导的讲话,心情异常激动,决心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决战中好好锻炼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
动员大会结束后,绥蒙干部大队很快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他们跟随地方武工队拔碉堡、除汉奸,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到清水河农村,在群众中做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7月,党组织派遣绥蒙干部大队前往敌后开辟工作,主要负责绥西、绥东和绥南地区。塔拉被分配到绥西地区(武川县以西包括土默川地区),他简单准备之后,跟着前往绥西、绥东的部队一起出发,从山西杀虎口进入绥远境内,途经黄合少,跨过铁路进入大青山,开始了艰苦的敌后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绥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失去靠山的伪蒙军乱成一片,各自为政,尽快争取伪蒙军成为绥远地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一天,塔拉来到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司令部驻地坝口子村,在一户老乡家里看见一位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正在和姚喆司令员坐在土炕上认真交谈着,他听到中年人说:“只要乌力吉敖其尔在,伪军第九师就一定能争取过来。”并且提出让一个同志和他一起去。姚喆司令员同意了他的要求,一边的绥西地委书记白成铭说:“你要的那个人去不了,另外安排一个同志和你去吧。”随后问塔拉:“你去一趟怎样?”塔拉知道争取伪军的任务很艰巨,干脆说道:“请组织上决定吧,我没有意见。”那个中年人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塔拉说:“你和我一起去吧。”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中年人就是毕力格巴图尔,比他大十几岁,早年曾经留学蒙古国和苏联,回国后在北京搜集日军情报,是个大名鼎鼎、非常能干的老革命。
毕力格巴图尔和塔拉接受任务后,带着通讯员从坝口子村出发,一路向北,过了武川县来到红召村,见到了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杨植霖派人护送他们来到四子王旗乌兰花,会见了师长乌力吉敖其尔。乌力吉敖其尔身材魁梧,腰板笔直,眼睛有些近视,戴了一副眼镜,他与毕力格巴图是多年好友,两人见面先叙旧,经过商议,决定带领伪蒙古军第九师向商都县进发,接受解放军的改编。就这样,这支拥有三个骑兵团、一个挺进大队和师直部队共2000多人的部队脱离了伪蒙政权。杨植霖代表绥蒙党委、政府和绥蒙军区,授予第九师新的番号“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这就是后来活跃在察哈尔一带的四支队,也是战斗在乌盟广阔草原上的骑兵11师和后来骑兵四师的前身。
1945年秋天,国共两党争夺绥远地区的绥包战役开始了,天气逐渐寒冷,战役久决不下,解放军暂时撤到集宁。绥蒙军区将绥包战役起义的李秀山率领的蒙古族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总共有1000多人,李秀山担任旅长,李森担任副旅长,寒峰担任政治部主任,一团团长是起义的林太,李自勉担任政治部主任;二团团长是起义的杨国兴,荣景贤担任副团长,奇峻山担任政治部主任;三团团长是起义的林国栋,塔拉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旅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改编为内蒙古骑兵16师、骑兵第五师。
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独立旅成立时,解放战争刚刚开始,集宁成为解放军与国民党争夺的焦点地区,而骑兵独立旅的战斗力还不太强,于是绥蒙军区决定将骑兵独立旅移驻察哈尔省张北县东大囫囵整训,并接受乌兰夫的直接领导。1946年春节后,乌兰夫指示骑兵独立旅去察哈尔盟执行一个重要任务,解除和收编哈卜嘎城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骑兵独立旅接到指示后,决定派云正旭、云贵生、云晨光带领三连去完成任务。为了加强力量,从三团一连、二连挑选了一部分有经验的骑兵,李秀山负责指挥,林国栋和塔拉协助指挥。部队从大囫囵出发,向察哈尔盟哈卜嘎城开进。逼进哈卜嘎城时,李秀山带领一部分战士在距城四五里的南山做掩护,林国栋、塔拉率领其余战士顺利进入哈卜嘎城东门。云正旭派战士迅速封锁城门,占据了制高点,以便观察控制全城。同时,塔拉指挥战士开始收缴武器,敌军头目郭团长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枪。明白过来的敌人蠢蠢欲动,塔拉大声说:“谁都不准动,我们是来解决姓郭的,谁敢动是找死,都把武器交出来。”敌军士兵一个个乖乖地把武器放在了地上。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独立旅圆满完成了收编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任务。
1946年8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塔拉来到赤峰市内蒙古自治学院,担任军事部副政委。1947年9月,担任了内蒙古军政大学二院政治部副主任,同年担任内蒙古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委。1948年,担任了乌兰浩特市卫戍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塔拉担任兴安盟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担任乌兰察布盟军分区副政委,兼任盟委常委。1954年,担任昭乌达军分区副政委、第二政委。1955年,塔拉被授予上校军衔,不久晋升大校军衔。1960年,他担任了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塔拉受到严重迫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塔拉担任了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1981年,塔拉离职休养,享受正军级待遇。
2006年7月14日,塔拉在呼和浩特逝世,享年86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