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手下人才济济，有很多见识高远的谋士为其出谋划策。在这些谋士当中，究竟谁才称得上是他的首席智囊呢？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来看，这个人应当是荀彧。可以说，曹操之所以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苟彧的英明决策。
荀彧谋略不亚于张良
曹操一见荀彧来投，便给他高度的评价，“吾之子房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评点人物的风气很盛，许多人因此而以知人见称，其事迹多记于《世说新语》之中。他们评点人物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其言多中，这很值得研究，因用人要从识人始，不识人就难于用得其人。三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都懂得：要打天下，要有人才，故大部谦恭下士以搜罗人才为己用。而用人才要先了解其人之才，始能量才录用。
曹操说荀彧是“吾之子房也，”并非出于印象之言：或因“或为人伟美”，或因其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过去的表现下的结论。《三国演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陈寿著的《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却有记载，说得很明白：在他未投奔曹操前，其才智已为时人所重，南阳何颙就赞他“王佐才也”。
董卓乱起，为亢父令的荀彧便弃官归乡，谓父老说：“颖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因留恋故土犹豫不去，荀彧便率领其宗族迁居冀州。后颖川果为“四战之地”，乡人多遭难，独荀彧宗族得以保存。
袁绍占据冀州后，很重视荀彧，待以上宾之礼，但“或度绍不能成大事”，乃弃绍投曹。后来袁绍的下场果如荀彧所预料。
上述两件事，已足可显示荀彧有超人的才智。曹操赞为“子房”并非过誉。他投奔曹操后，始为曹的司马，后升为汉尚书令，曹操有重要事决策不下，都向他请教，即使“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多奇计，不下于汉之子房。
深根固本才可制天下
曹操起事之初，兵力不多，占地也仅有兖州。曹操拟兴兵攻打徐州，这时陶谦已死，刘备领徐州牧，其实力也不弱，曹操想攻入徐州并非易事：而曾经被曹操打败的吕布也不甘心罢休，他驻军山阳，仍对兖州虎视眈眈，如曹攻徐州，吕布必乘虚偷袭，故荀彧坚决反对。
他入谏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著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愿熟思之。”
荀彧之言，确是“药石之言，洞见利害。”故曹操深服其言，罢攻徐州之举，先巩固兖州，徐图发展。”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不仅高祖、光武因此而“终济大业”，曹操行此策，也日益强大。
荀彧总结两汉“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图天下的经验，不仅是对曹操提供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济大业”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
奉天子以服众望
由于曹操遵从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策，驻军山东，养精蓄锐，兵强将盛。这时，李傕、郭汜混战，百姓遭殃，献帝受苦，经颠沛流离，又移驾返洛阳。
曹操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也。”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
荀彧是忠汉派，他之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之前，田丰也对袁绍有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而曹操却能采纳这一决策，足见曹操比袁绍高明得多。
当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臣仍多不忘汉，即便是割据者大多也表面“尊汉”，由于群雄混战，饿殍遍野，因而人心思定。故曹操一扯起“尊汉”的旗帜，以进行统一战争，不仅能令诸侯，且得人心。曹操采纳荀彧的这一决策，不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且取得了士族的广泛支持。
坚守官渡以待变官渡决战，是袁、曹谁胜谁败的生死关头。曹操守官渡，自8月起至9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略说：“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果然，“情见势竭，必将有变，”由于袁绍内部分裂，许攸来投，授以烧敌粮之策，曹操乃亲率精兵往乌巢劫粮，使袁绍军心大乱，于是乘机出击，大败袁军。如果曹操不听荀或的决策，弃官渡退回许昌，袁绍乘虚追击，曹操必败。对此，后来曹操也承认。他上的表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
荀彧是三国三大战略家之一
荀彧并不象孔明、鲁肃那样给刘备、孙权描绘国天下的蓝图，但他的“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天子以从众望”和”坚守官渡以待变”的三大决策，是属于战略的范畴，是有关曹魏生死存亡、兴亡盛衰的大事，其贡献不亚于孔明的“隆中对”之于西蜀，鲁肃的：“榻上策”之于东吴。因此他完全可以和孔明、鲁肃并列，跻身三国时代三大战略家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