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杰
咸丰十一年（1861），对于曾国藩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就在这年，湘军终于攻克了太平军盘踞了9年的天京门户——安庆，这场旷日持久的农民起义的失败，几成定局。然而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作为全军主帅的曾国藩，却一直念念不忘种菜一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虽然说，细读曾国藩的家书，总能看到他提及种菜之类的农事，然而在这一年，要他儿子曾纪泽在家里种菜，则又与众不同。他说：“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由营中寄回。”
其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不但要种菜，而且要种得好菜。故而特别强调，必须去省城的菜园，雇来高明的菜农，一个不够，两个也可以；重价，家中钱不够，可以从军营里再寄些回去。众所周知，曾国藩一直倡导俭朴，故而家中余资不多，然而为了种菜，却是很舍得下血本。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决心呢？如果联系曾国藩多年以来，写给弟弟、儿子们的家书，则可以懂得，常年在外的曾国藩，最为担心的就是家人因为自己做了高官而变得奢华起来，失去了祖父星冈公以来的耕读之家的本色。
作为曾氏家训的重要内容，曾国藩一直在说的，就是星冈公教人的“八字诀”：“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其中的“蔬、鱼、猪”三字专指农事，而最为重要的一字便是“蔬”。曾国藩曾说：“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几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这些说法，都是曾国藩从自己出身农家的生活经验出发的，他认为，只有蔬菜茂盛之家，才有兴旺的气象，因此养鱼、养猪、种竹、种蔬这四件事，都是不可忽视的。门前塘里有鱼，屋后圈里有猪，又有竹林环绕，菜园成片，一种生气、一种旺气，自然就能扑面而来了。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始终不忘其农家子弟的本色。
再说曾国藩教育子弟，总是坚持两个原则：其一，说过的事情，接下来会有检查、督促；其二，要子弟做到的，自己也会做到。种菜一事便是如此。故而他在前一家书之中，提出要曾纪泽到省里去雇人到湘乡种菜，后一家书就再次强调“省雇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也就是说将原先种稻种麦的田地，划出一二亩来，作为菜园；当然也不是雇人了就不管不顾了，而是子弟们也要适度地参与。接着，他就亲自传授开辟菜园之法，且讲解得井井有条，不是老圃，胜似老圃，骨子里还真是一个农夫！他说：“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kuài），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
军中诸事杂沓，曾国藩却始终不忘指导兵勇们，在军营里开辟出一片菜园来。这些亲兵卫队，大多来自湖南乡下，故而也能胜任菜农这一“兼职”。大致说来，曾家军的菜地，是一长条一长条的，每条长约三丈，宽四五尺，条与条之间则有宽一尺六寸的沟，此沟有大用处，一是摘蔬菜的时候脚可以踩踏，一是浇水浇肥的时候可以放置便桶。这里所谓的有沟有浍，这个浍，应当比沟浅一些、窄一些，是小的排水沟，横着的，那么下雨的时候地里的水就可以先流到浍里，再流到沟里。有沟有浍，菜地里就不会有积水，蔬菜也就不会烂了根了。
毕竟是读书人，故而对于种菜一事，曾国藩还做了许多的调查研究，将四川的菜园与湖南的做了一番比较，他在此家书中说：“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一家园土有限，断无横沟，而直沟则不可少。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
四川盆地，土地宽广，故而他们那儿的菜园极大，其中就能有沟有浍，引水入地，终年长流，将土地划分为一个又一个的小方块，故而令曾国藩想起了上古时代的井田之法。至于湖南地区，则多山地丘陵，家园里头适合种菜的土地也就有限了，因此无法做到有沟有浍。但是，直沟还是不可少的，当时湖南的菜农，虽然做事也颇为认真，但对于菜地里沟渠的开挖，则多半不够讲究，以至于收成不能保证。曾国藩还说：“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土，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由此看来，种菜一事，還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在，也就是说他希望带动家乡的农民们，一起来开垦荒山旷土。那些山地，不方便开垦为农田，但是种植“百谷杂蔬”则大多还是可行的，比如种茶，也能有比较多的获利，至少比让其一直荒下去好得多。
鼓励起早，鼓励种菜，其实是在培养一种勤劳的精神，一种耕读传家的优良家风。而且，曾国藩不只是希望自家的子弟勤劳，还希望通过自家的子弟，带动周边的乡亲们一起勤劳，一起将耕读的古训传下去。耕与读，也就是既勤于体力的劳作以磨炼身体，又不忘记读书求知以磨炼心智，子弟们如果都能做到这两样，那么家族就一定能够长兴不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