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滩红极一时，使当时不同阶层、不同阵营的人们都“过于意外怔住了”。她的小说《金锁记》在当年被傅雷誉为“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直至今天，很多人仍被她笔下那一系列痴男怨女的传奇故事所深深吸引，她剖析人生之深和把握人性之难的程度让我们不得不佩服。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是以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为题材，描写一幕幕恋爱结婚的场面，因此，人物的情感世界，正是张爱玲小说中着重刻画的一个部分。细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发觉，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仍生活在封建家庭中的旧式人物，还是已接受现代文明的新潮小资产阶级者，她们的情感世界无一不显得苍白、荒凉。她们有的无力顾及感情，有的无法经营感情，也有的因感情不满足而变得畸形。总之，如张爱玲所说的：“生活在这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张爱玲正是通过对女性“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的刻画，揭示了女性由于经济和精神无法独立自主而导致必然的悲惨命运，同时揭露了从属中丑恶阴暗的一面，其中，也流露出她人生观的悲凉。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爱情是人生中最美好最令人神往的情感，古往今来，很多文学家都用他们的生花妙笔筑起一座座爱情的七宝楼台，浑身是爱的男女端坐在上面飘飘欲仙，与张爱玲同为现代知名女作家的冰心说过：“女人是爱的化身”，女性在历代文学家笔下往往是忠贞的、痴情的。然而，在张爱玲笔下，这些甜美的爱情，圣洁的女性却都难觅踪迹，有的，只是一个苍白贫乏的感情世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描写恋爱生活的名篇，最能表达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恋爱观。在这篇小说中，男女主角穿着漂亮的时装在浪漫的环境中跳舞、看电影、打情骂俏，但掩饰在脉脉温情下面的是一场互相蚕食的智力较量。两个极其精刮的人都有着各自的如意算盘，范柳原是一个自私的老留学生，对于白流苏，“他要她，却不愿娶她”，“又担当不起诱奸的罪名”，于是设个圈套让白流苏钻进去。至于白流苏，则是为了生活的安稳而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耍尽手腕与范柳原周旋。白流苏想要范柳原娶她，是因为她明白：“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种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她并不爱他，也清楚他的险恶用心，但仍费尽心机去抓住他，说到底，无非是范柳原能为她提供一份安稳的生活。对于白流苏而言，这份安稳的生活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一切。至于她自己的感情，那并不重要，因为“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简言之，她的恋爱就是为了谋生。所以即使最后只当了范柳原的情妇，但“她跟他的目的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所以也就放心了。
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将男女之间的爱情还原得透彻明白的人，在她笔下，爱不再纯洁、神圣，甚至不复存在。人们总是带着庸俗的眼光作势利的选择，爱情往往只是一种投资，用以获得某种利益，婚姻也只是保障既得利益的手段。特别是女性，她们的恋爱结婚总是藏着很现实的谋生目的。白流苏是这样，《留情》中的淳于敦凤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米先生，也是“全为了生活”，她对丈夫细心照料也是为了生活的安稳：“我还不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了我自己”；《金锁记》中的萝七巧舍弃贫穷而健康的朝禄们而嫁给残废的姜家二少爷，也是为了生活——富裕的生活；《连环套》中的霓喜宁愿忍受大她很多的男人的毒打，也不愿回到少吃缺穿的娘家……女性的这种把爱情婚姻和谋生紧紧联系起来，以谋爱来谋生的方式，正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爱情婚姻的一大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谋爱”并不是女性如何去谋得自己爱的男人，而是如何去谋得男人的爱。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他能否爱她，而不是她是否爱他，作为谋爱行为主体的女性是没有考虑自己感情的立场，在婚姻中，它表现为：男性付出一纸婚书，便可主宰女性的世界，而女性则把婚姻当作一项“长期的卖淫”的职业，“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最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女性的这种谋生方式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生长于旧式家庭，生活于行将破落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这些破落户尽管已被时代所抛弃，但他们思想上仍抛不开原来的身份。封建的门第观念，使他们不愿让女性出去做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女结婚员”。这使得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不得不把谋爱和谋生挂钩起来，象白流苏，她除了“还不老”的青春外，已是“六亲无靠”，一无所有了，而范柳原却有钱有地位，所以流苏只能以谋得他的爱来谋生，《留情》中的敦凤，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无法养活自己，不得不嫁给老男人做姨太太。其次，几千年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男权意识使大众认同女性这种谋生方式。在众的心目中，女人“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这种观念为女生这种谋生方式提供了存在的土壤。而女性自身的封建意识更促使她们选择了这种谋生方式。作为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头脑中的封建传统意识根深蒂固，她们自己也认同女性附庸于男性的观念，所以，她们把自身的命运寄托在男性身上。如白流苏，她明知家里“住不得”，在哥嫂的冷言冷语中气得“浑身乱颤”，却不会离开家。虽然她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她改变命运的方式只有一种：找个男人嫁了。机缘巧合，她遇上了范柳原，便将自身的浮沉荣辱全赌在范柳原身上。
流苏后来是成功了，但不是她谋爱的胜利，而是因为香港的陷落，她才与范柳原结成夫妻。这个结局自然蕴含了很多苦涩与无奈。但张爱玲肯以“倾城”来成全白流苏，则看出她对于女性这种谋生方式的认同，不过，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张爱玲同时也看到女性在谋生式婚姻背后付出的代价。她在《鸿鸾禧》中有一个比喻：
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象复活的清晨还没有醒过来的尸首，有一种收敛的光。”
这个触目惊心的比喻昭示：女性为了谋生而放弃感情，取悦于男性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情感被掏空乃至于行尸走肉，张爱玲笔下的娄太太、王烟鹏、沁西亚等都是为了婚姻这张长期饭票，而让自己的身心苍白成“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粒子”。
曹七巧更是这种谋生式婚姻受害者的典型。卖油女曹七巧出于对金钱的欲望而嫁给残废的姜家二少爷。在夫家，出身卑微的她在姑嫂妯娌的明争暗斗中受尽白眼，连仆人都看不起她。而丈夫那具“没有生命的肉体”根本满足不了她年轻、健壮的生命要求。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在潜意识中爱上了小叔子姜季泽，但姜季泽开始只想跟她调情，后来又只想着她的钱。在姜家，七巧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异化的物体，她是“玻璃盒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这种畸形的生活扭曲了她的人性，终于把她逼得变态。七巧的变态透露出张爱玲对于女性这种谋生式婚姻无可言状的悲哀。正是这种悲哀，使得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都笼罩着一种苍凉的悲剧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