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蒋介石决定派徐永昌往二战区"视察"。8月25日，回到重庆的徐永昌向蒋介石汇报了以下几点：一是阎"通倭之事实防万一"，当在我抗战御共失败后;二是晋对中央误会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权;三是阎"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 8月29日蒋亲笔致函阎锡山，"内容备极尊敬与安慰之意"。 可见蒋仍着意笼络阎锡山。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徐永昌访问克难坡期间，日阎双方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稍后，日阎双方签订了基本协定，可见，阎此时确实倾向于投靠日本。
有意思的是，阎锡山一边和日本签订密约，一边又企图将其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即装饰成他是在蒋的暗示下联日剿共，由他来"但上不听中央制止，暗中勾结敌人剿共的恶名"，而"中央仍可得联苏之实"。9、10月间，他有连续三次致电蒋介石表示："生甫(即李广和)奉办事勉强进行，已有头绪……只要与国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牺牲。" 阎锡山很可能认为蒋既想剿共，又想联苏，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他如果以"剿共"的名义，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帮蒋解决难题，就可得到蒋的默许。但正如徐永昌所说，只要阎联合日军打中共，就"完全为投敌"，只是有意"假剿共一位遮饰耳";阎之所以要假手与中央有关系之李广和办，"一则使他人分过，一则藉留余地，国军败，彼可由假即真，国家有权，彼可由真作假"。此处徐永昌对阎心态的分析非常中肯，即阎对日基本上是欲迎还拒，引而不发，当国军败的时候，就弄假成真，倒向日本人;当国家还有相当力量的时候，则装作和日本人什么关系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