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其时正陷于情网，与乐伎百助眉史相爱日深，由于他皈依佛门之心未泯，入世之情又烈，因而在佛与情、灵与肉的斗争中苦苦挣扎，难以自拔。于是他写下《本事诗》十首，向陈独秀倾诉内心的巨大痛苦：
陈独秀与苏曼殊：道不同亦相为谋
1902年，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在日本成立青年会，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为革命宗旨。这年，陈独秀24岁，苏曼殊仅19岁，正在东京早 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他们由此相识并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第二年，两人回国后均就职于上海的《国民日日报》社。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苏曼殊心血来潮，忽发 奇想，执意请陈独秀教他学习写作古诗。关于这点，陈独秀自己也说起过："他（苏曼殊）从小没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时候，汉文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他忽 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能做了。"苏曼殊天资聪慧，又能刻苦勤奋，加上得到了陈独秀以及章太炎的 悉心指导，他既读又写，诗句、诗意渐至佳境，不久，他的《呜呼广东人》和《女杰郭耳缦》等诗文，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好评，这也更加 坚定了他用汉语写作的信心。
在习写古诗之余，苏曼殊还酷爱法国文学，尤其对小仲马的《茶花女》更是情有独钟，百读不厌。虽然当时国内已有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且影响较广， 但苏曼殊读后觉得不满意，所以计划重新翻译《茶花女》，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却认为，与其译介《茶花女》，还不如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因 为《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中最具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所揭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他们这批站在时代前沿的中国知识界精英所要 探索的思想武器。苏曼殊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还恳请陈独秀参与这项翻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