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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武阁专稿 | 挎着手榴弹、高粱秸做笔……今天,让我们怀念那些历史上的战地记者

2021-11-07 07:33    

2017 年 11 月 8 日,广大新闻工作者迎来第十八个记者节。对于媒体人而言,这是一个兼具仪式感与周期性的 " 热点时刻 "。或是追溯报人报史,或是讲述同行故事,或是抒怀新闻理想……不同的庆祝方式,都指向共同的价值追求:把新闻做好。

记者的初心是什么?历史的起点常常指引着未来。抗日战争时期,李峰、刘江、雷行等有志之士,哪怕冒着战争的硝烟烽火,哪怕面对严峻的生死考验,依然要记录下历史洪流中最珍贵的瞬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记者而言,初心意味着对职责使命的坚守,也意味着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自觉。

李峰:留下人民抗战历史画面

李峰介绍当年拍摄《切断敌人的供给线》情景

有这样一张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漆黑的夜幕中,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前方,一个个壮实的肩膀扛起铁轨,长长的铁路在民兵的手抬肩扛下离地而翻。摄影家称这张照片是 " 文献性 " 作品,军事学者把它看作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实践的 " 化石 "。这张战地摄影作品—《切断敌人的供给线》的作者是新华社记者李峰。李峰从事新闻工作 50 多年,他的《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诞生了》《" 一厘钱 " 精神》等作品深受读者称赞。

谈到那张篇名作—《切断敌人的供给线》,李峰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夏夜。他作为敌后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摄影工作者,跟随一个团的部队,向敌占区山西省忻州南边的铁路沿线进发。这次军事行动的任务是破坏日军的供给线,扩大解放区。

为了防止事先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行动,李峰随部队日宿夜行。部队部署完毕以后,民兵用仅有的两把土造的大铁钳子,在一处拧开铁轨上的道钉。然后,指挥员用有力而又压到最低的声音,喊着齐心协力的号子:" 一、二、三!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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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不让敌人发觉,指挥员同李峰商量好,在完成破路任务的最后时刻再拍照。指挥员还特别告诉民工,要给他们照相,照相时的 " 火光 " 是自己人点的,不是敌人打来的,不要惊慌,不能乱跑。这种思想工作非常起作用,因为民兵都是老百姓,从来没见过镁光。

拍摄那张照片时,李峰得到了那支部队的团政治处主任林真同志的协助。李峰说:" 我和他约定,我喊 " 一二 ",打开相机快门,他划火柴,点燃闪光灯上的镁光粉。就这样,镁光粉在黑夜里突然闪射出一片白光,那铁路大翻身的生动场面,就被拍进了我的镜头。这时,指挥员立即发出了撤退命令。我们跑步刚刚撤离现场,敌人的炮弹就对着闪射镁光的地方打来。有的战士诙谐地说:" 这是敌人欢送我们的礼炮。"

李峰说,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根本没有一点拍摄 " 名作 " 的念头,因为这的确是他生活在前线碰上的镜头。那时,他这个毛头小伙子,只是觉得老百姓能让敌人运兵运军火的铁路打滚,这种场面太出奇、太壮观、太伟大了。所以他不怕冒任何危险,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的瞬间。

拍完这张照片以后,李峰便把底片交给了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幅照片第一次在全国性画报上发表。

刘江:还保留着当年的铅板

在《胜利报》、华北《新华日报》等报纸做编辑记者的山西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刘江说,《胜利报》就是在他的家乡山西和顺县创刊的。1938 年 4 月初,日寇对晋东南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战。当时的中共晋冀特委书记陶希晋就在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提出要办一份报纸。陶希晋请求朱总司令题写了 " 胜利报 "3 个字。当年 5 月 1 日,《胜利报》就在和顺县城边的园街村诞生。

《胜利报》是在被敌人彻底毁灭的一片废墟中诞生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抗日。《胜利报》要闻版是战斗版,反映战斗情况。第二版是群众版,报道地方建设、政权建设、民兵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第三版曾经办过副刊,刊登一些短篇小说,后来变成了文化版,刊登一些小通讯,文章大多都是短小精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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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有手机、电脑这么多先进设备。那时候没有任何文化生活,就这么一份报纸,大家获得战斗信息、阅读文章都得依靠这份报纸。" 刘江说道。可是却不要小看了这份在炮火中发行的报纸,在刘江著的《烽火摇篮曲》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1938 年冬到 1940 年秋,《胜利报》上曾开辟过两个连载的小专栏,一个是中篇小说《笼中鸟》,一个是连环画《毛三爷》。当时除了文字稿件特别拥挤的个别情况外,每期《胜利报》上的二版下栏,总要有四幅《毛三爷》的连环画与读者见面,宣传当时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大刀阔斧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在那个每天面对无数艰难险阻的战争年代,刘江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办好报纸想尽各种办法。报纸版面要力求花样、图文并茂,照相制版却根本办不到。于是报头、专栏、题头、插画都用来丰富版面。刘江说:"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美术点缀,都具有政治意义,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心情和战斗精神。"

刘江告诉记者,他至今还保留着一套当年印制报纸的铅板。在这个小小细节的言语中,记者感受到,他对当年战斗生活的深厚情感。

雷行:采访路上,两颗手榴弹同行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我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毅然到延安抗大,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湖北日报》社原社长雷行讲述了他在晋察冀边区做战地记者的经历。

1938 年 8 月,几经周折,18 岁的雷行抵达延安,进入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正式成为一名记者。后来,晋察冀通讯社与《晋察冀日报》合并,雷行就成了晋察冀日报社的记者。

边区常有敌人扫荡,每次出去采访,雷行总是挎着两个手榴弹," 遇到紧急情况,一颗炸向敌人,剩下一颗与敌人同归于尽。" 雷行笑着说。幸运的是,尽管他曾无数次遇险,最后都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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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晋察冀边区为阵地,雷行奔走在抗战前线。1940 年春节过后,雷行前往雁北地区(平型关、雁门关之间)采访,目睹了日寇占领之下,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惨状。此后,雷行撰写了揭露敌人罪行的报道《敌寇的寓禁于征》,引起巨大反响。

1942 年,雷行被派往晋察冀一分区做特派记者。其间,他采写的讲述一分区徐水县张瑞同志创办供销合作社,粉碎敌人企图蚕食抗日根据地阴谋的《张瑞合作社》一文,引起了晋察冀边区领导和党中央的重视。延安《解放日报》还就此发表社论,赞扬他是 " 把群众的经济利益与群众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 "。

1943 年春,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一分区驻地易县狼牙山周围是其重点之一。" 日寇撤退之后,我第一时间赶回菜园村,目光所及皆是断壁残垣和跪在亲人尸体旁哭喊的群众。" 日寇的暴行,让雷行激愤不已,倚靠在烧焦的土墙边,他奋笔写下了控诉日寇罪行的长篇通讯《血海深仇狼牙山》。该通讯先后被《晋察冀日报》和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刊登。1944 年,总政宣传部在《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中》对该通讯予以表扬。

顾雪雍:九死一生的抗战报人

顾雪雍 1921 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今年已经是 93 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了,可是谈起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的记者经历,依然是思路清晰,宛若历历在目。

1937 年,顾雪雍进入由其舅父、中共新闻文化界重要人士恽逸群等先辈创办的上海法政学院新闻系就读,翌年加入由中共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以下简称国新社)任驻沪记者。当时,上海沦为各国租界的 " 孤岛 "。一天,顾雪雍正在写稿,忽听 " 轰 " 的一声,震得房屋摇晃,一颗炸弹在隔壁的印机房里爆炸了。接着," 嗖,嗖…… " 密集的枪声从编辑记者们头上掠过……原来是一大批日伪特务乔装成报贩,分乘几辆汽车冲入报社内投掷炸弹。在弹雨纷飞中,报社的三位印刷工人中弹倒下,一名巡捕和七名过路群众也中弹受伤,印机房血迹斑斑,碎纸遍地,惨不忍睹。顾雪雍把这些亲历见闻,写成长篇通讯《群魔乱舞的上海》,用密信寄给国新社,被整版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和其他海外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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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生死的顾雪雍接着又沿沪宁铁路,到江浙两省沦陷区采访了日寇侵略中国及汉奸卖国的罪行,写下诸如《这里是 " 皇道乐土吗 "?》《日寇的奴化教育》《日寇的毒化政策》《日寇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等系列通讯报道,以 " 伍中 " 的笔名经国新社转发到内地和海外华侨报纸上。

1940 年,顾雪雍调到国新社香港分社,在社长恽逸群领导下,进行抗日新闻报道。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大批抗日报人撤退到内地和新四军管辖地区。顾雪雍跟随国新社总社社长范长江,撤退到内地。顾雪雍在昆明创办《新报》,宣传抗日和民主。1944 年,抗日到了最关键最紧迫的时刻。当时,中国政府组织远征军,开辟抗日第二战场,大后方广大青年纷纷参军,投笔从戎。顾雪雍爱国心切,毅然投入远征军行列,作为年轻的随军记者走上战场。在前线采访中,顾雪雍写下了许多通讯报道,先后刊登在《新报》和云南省的其他报纸上。

历经整个抗日战争烽火、九死一生的顾雪雍,至今身体硬朗,回忆往事更是侃侃而谈。顾雪雍说:" 永远不能忘记那场由数千万同胞用血肉之躯抒写、铸就的艰难岁月,永远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杀戮和戕害,勿忘国耻!"

于渤:难忘新闻的力量

于渤(右二)参加革命前与同学合影

" 抗战时期是艰苦,可是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我们每天也就是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已年愈九旬的于渤老人提起抗战时期的那段岁月,质朴的话语透着一种平静与淡泊。

1943 年,于渤和同学姚明等相约奔赴抗日根据地做战地女记者。到了根据地后,由于爱好文艺和写作,时年 23 岁的于渤被分配到《大众日报》通联科做内勤记者。

当时的于渤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太按部就班,不能接受生与死的考验。但在老同志的教育下,她慢慢明白了,通联科是党的耳目,当时许多重要情况都是通过通联科反映给领导的。比如,根据地的秋收工作,是从日伪的老虎口里抢粮,要快收、快打、快藏。但是报社所在的南高庄收粮工作进度慢,群众没组织起来。于渤就写了个稿子报道他们动作不快,希望抓紧。" 这一登报,村里干部可着急了,一下就把他们的工作推动起来了。" 说起报纸的影响力,于渤评价为 " 威力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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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编辑部条件艰苦,冬天柴不干,一烤便满屋子烟,熏得人直流眼泪。于渤等通联科 5 个年轻同志凭着抗战热情,在小小的油灯下每天忙碌着自己的工作。油灯不能太亮,因为要节约油。字不能写得太大,因为要节约纸。笔倒是取之不尽,买个蘸水笔尖插上高粱秸秆做笔杆,到处皆有,粗细随意造。

1944 年秋,于渤离开了《大众日报》,到《大众日报》的发行部—战时邮局创办的《山东战邮》工作。据于渤老人回忆,《山东战邮》虽然是 1942 年创刊,但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连一台油印机也没有,仅有一个钢板心、一支刻板的铁笔、一个油滚子,还有油墨和蜡纸之类,行军时全部自己背着。

那一段峥嵘岁月已渐渐远去,当年奔忙在连天炮火中的青春少女,如今像平凡老人一样行走在北京街头。但他们曾经的战斗经历,却被历史铭记。

宋英:报道群众 依靠群众

大众日报社老记者宋英曾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写过多篇典型报道。据老人回忆,当时的那帮青年记者,都是 20 出头的小伙子,既是战士又是记者。这些人虽然缺乏办报经验,也缺乏斗争经验,却都有一股热情和干劲。靠着这些人,在分局领导下,终于办成了这份报纸。

山东解放区那时刚刚渡过了艰苦的 1942 年,局势趋于稳定。老人还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在解放区传唱:" 困难是巨火,把我们锻炼,我们是坚钢,愈炼愈坚强,困难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谁能熬过这艰苦斗争的锻炼,谁就能到达胜利的明天。" 被日寇敌伪包围的山东解放区物资极为匮乏,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和部队的生活问题,必须发动群众,开荒生产,支援前线。就在这个背景下,大众日报社提出 " 群众写,写群众 " 的口号,让报纸充满来自群众来自基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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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当时在莒南县大山前村蹲点,在与群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发现村民郑信的劳动事迹有很强的示范性,于是,他从开荒、纺织、带动群众等多个角度先后写了 6 篇报道,《大众日报》还就此特别刊发社论《学习郑信,培养更多的郑信》,从此郑信的事迹传遍了解放区。

宋英老人不会忘记,他们的报道内容大多来自群众,而报社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群众的帮助与支持。由于根据地缺乏物资,油墨、纸张、铅字等都是通过地下党从济南、泰安等地历尽曲折弄来的。有一年夏天在转移的时候,铅字装在一个箱子里,放在小车上推着过河,没想到碰到河里的石头,小车一颠簸,箱子翻到了河里,铅字全都撒了出来,一个个铅字散落在河中,而转移的时间又很紧张。得知这一情况后,村民们跳到河里捞铅字,把铅字一个一个地全部捞了出来。

安林:把事实客观记录下来

安林(又名党鉴民),是大众日报社创刊时的 4 位记者之一。在《大众日报》创刊号第 4 版上,就载有他的一篇文章—《沂水县妇女救国会成立大会速写》。前一段时间,老人摔伤卧床休养,在病床上又回忆起那段艰苦而又激情似火的岁月。

" 七七事变 " 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安林也与同学一起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同年冬天,他被送往沂蒙山区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 就是这个时候,《大众日报》准备创刊。我之前喜欢写墙报,于是就被抽调过去。" 安老认真地说道," 当时我还只是见习记者,还称不上记者。"

谈起创刊号上的那篇文章,老人说:" 当时妇女能从家里走出来已非常不易,况且那么冷的天,她们 100 多人虽都是跛着小脚,却从沂水赶到王庄,一路高山峻岭的,真没想到她们的觉悟这么高!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客观地记录下来。"

老人说,在《大众日报》的工作经历带给他深刻影响。安老讲述了一件他和当时《大众日报》总编辑匡亚明之间有趣的事:" 匡亚明写了一篇社论,让我校对,我很认真地校了好几遍,没想到见报后," 互相 " 印成了 " 相互 "。当时匡亚明住在王庄,我住在印刷所,匡亚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鉴民同志,我们共产党人讲究认真二字,工作一定要加强责任感。" 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出这个错误,又跑到印刷所去调查,原来是印刷工人在制版时,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字,制版工人自己也有些文化,就重新排了版。" 安老说,正是在《大众日报》紧张艰苦的环境锤炼和为大众服务的理念熏陶,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难忘的战地记者生涯中,安林和无数奔走在抗日阵地的记者同仁一样,始终紧握自己的笔,艰苦卓绝地进行采访报道工作。他们那用血与火所凝结成的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也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留下了一页页珍贵的史料。

作者 | 郑德金、何晏、洪玉华、杨康

来源 | 中国新闻出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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