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上午，保俶路宝石二弄入口人头攒动，多位文物保护工作者以及关心杭州文物古迹保护的众多市民汇集在此，等待着关于“广济医院旧址-弥陀寺”的讲解。
广济医院旧址、弥陀寺这两处古迹地理位置相近，现均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历史情况和现状都不太为人所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众多市民的关注。许多现场的老杭州都感叹，近在咫尺，居然不知道身边还有这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迹。
就保护现状来看，杭州广济医院旧址属尚未整治过的文保点，弥陀寺则是刚完成文物保护工程、修缮整治过的文保点。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本次推出宣传活动，不仅向市民展现了这两处文保单位的历史，同时也将这两处文物保护情况与现状做对比解说，以保护前与保护后巨大的反差，真实地展现给市民看。用视觉与心理上的冲击，增强杭州市民整体的文物保护意识。
本次活动属于“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研究和传播项目”，该项目是全面构建杭州文化遗产传播体系的一个项目，也是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基金会推广的项目，在杭州属首次推出。
浙二医院前身广济医院现在为出租房
经过宝石坊二弄的现代化小区房，后方出现了十几幢保存较完好的风格比较独特的建筑群，有教堂，有花园洋房，有曾经的病房，也有医务人员的办公室，它们就是桃园新村建筑群，也就是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旧址。
提起广济医院可能大家都比较陌生，如果说到浙医二院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广济医院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浙医二院前身。广济医院的前身是一个小小的帮助戒鸦片的“戒烟所”，它由英国圣公会的前身“安立甘会”委派传教士在同治八年（1869年）创立，成为浙医二院院史的起点。戒烟所设在横大方伯（方伯是明朝布政使的称谓，“横大方伯”与“直大方伯”成了杭州富有特色的街巷名称）。1870年，在戒烟所的基础上英国圣公会创建了大方伯医院。1871年，改名广济医院，意为“广行济世”。1881年，26岁的梅滕更医师携夫人到广济医院主事。梅滕更主事期间，于1884年在原址扩建成西洋风格的新院。并开办广济医校，于1885年面向社会招生，开创了医、校结合的先例。此后，他又相继在葛岭、松木场等地创建麻风病院、骨科医院、痨病院。1952年至1957年，松木场分院曾作为浙江省卫生学校，1957年后，此处房产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被改为职工宿舍，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梅滕更院长
说到广济医院，不得不提梅滕更院长。不知大家经过解放路有没注意到，在熙熙攘攘的浙医二院门口有一组这样的雕塑——一老一小双手作揖，互相鞠躬行礼，小的长衫马甲，长者礼帽西服。这雕塑的摹本是一张拍摄于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记录下了当时担任广济医院院长（1881——1926）的梅藤更查房时的温馨场景，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地向梅医师鞠躬行礼，深谙中国礼教的梅医师也同时深深鞠躬回礼。这一温馨场景成为经典的瞬间，表达了患者把健康乃至生命托付给医者的信任和感激，也体现了医者对病人的尊重和关爱，与浙二“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
梅藤更是英国籍医生，也是传教士，他的夫人梅福孙是一名护士。1881年，梅藤更来到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和误读，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动机邪恶。梅藤更的从医生涯可以说是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的，当他从旗营墙下经过时，士兵向下扔石头以示驱逐。对梅腾更来说，不仅要忍受民众的不理解、不友好乃至敌对情绪，还要克服语言障碍——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以及医院硬件设施方面的极端简陋——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而且病人惊人地缺乏现代医学常识。英国传记作者记下某天查房时梅藤更看到的：“病人拆开自己绷带，正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刚做完腿骨手术的病人，觉得夹板不舒服，把它拆了；还有老病人来医院前可能好久没有吃饱，看上去饿极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梅医生挨个安抚处理。当年见过梅藤更的人，都说这面团团的外国人十分可亲，按宗教习惯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见不管这人他认不认识，都会先上前鞠躬，如果对方看上去年纪比较大，他还会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梅藤更曾说中国穷人不快乐，有知识的阶层又要有威严，很少有轻松的时刻，“一旦人们欢笑的时候，一切敌意都化解了。”《梅滕更在杭州》一书记载，他一次次地逗一个从来不会笑的小病友，小病友在冬天穿着厚棉袄，像个胖乎乎的矮脚鸡，梅医生就模仿大公鸡，先弯下腰，然后慢慢直起脖子，身子往后仰，发出“咯咯咯”的叫声，小病人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梅藤更初到之时，广济医院仅有病床16张，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经梅藤更奔波募款，于1884年扩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大医院。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在她的中国游记《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里讲到，她从上海到杭州，看到这个“东方最好的医院”：“一个棚架上，悬吊着淡紫色的紫藤花簇，成百上千；大围栏伸入草坪，护住玫瑰花坛；一幢老式英国房屋，两幢精美的两层楼房……”“有修剪过的草坪、英国的花树、英国风味的建筑和住宅，真是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是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 “它们在照明、通风、卫生施设、分科与组织方面较之我们的最好医院也毫不逊色。” 但这还不是梅藤更理想中的医院，他不断地募捐扩建，用这些钱医院装备了杭州最早的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和第一辆汽车。
疗效是最直接的说服力，梅藤更医治好众多病人后，敌对的气氛消失了。此时洋务运动中兴，朝中重臣荣禄，李鸿章等都与西医私交甚厚，西医甚至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梅藤更被委任为杭州海关外科医师，承担检疫工作。广济医院开始设立收费病房，从富有阶层中得到收益贴补穷困人群的治疗。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此时英国人对梅藤更在中国的耗费已经“啧有烦言”，但梅藤更一念不息。某天他医治完一个“生平所见最可怕”的麻风晚期患者，到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正是初夏，鲜花盛开，两种气息的对比给他很深刺激，麻风病极为酷毒，最痛苦是被隔离于家庭和社会之外。他自知这种病无法根除，但应“能减轻他们的痛苦”。梅藤更选择在环境较好的保俶塔之侧建起麻疯病院，只收挂号费就可接受免费治疗。后又把病人迁往新建松木场分院。
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在杭州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年逾七十的梅藤更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开办了麻风病院、产科院、肺病疗养院、广济医校、男妇护士学校等，是全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1934年8月梅藤更去世，他用晚年的最后一段时间将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梅滕更在苏格兰的墓碑至今保存完好，上面刻着四个漂亮的繁体手书汉字，概括了他鞠躬尽瘁的一生——“仁爱而劳”。在梅藤更的传记里提到，梅医生理想中的好医生，应该具备3个H：Head(知识)、Hand(技能)、Heart(良心)。他在杭州的45年，济世博爱、救死扶伤，将优渥的情怀播撒在中国杭州的大地上，是这3个H的最好诠释。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广济医院与其他几处慈善机构一起庇护两万多难民，直到日军占据广济医院。如今，经过1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浙医二院成为一所现代化研究型综合性医院，传承着仁爱精神，为社会、为百姓提供优质医疗保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