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因枪支致死致伤的人数上，美国雄居各发达国家之首。2017年10月1日晚发生于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造成59人死亡，500余人受伤。图为10月3日晚间，拉斯维加斯民众悼念枪案遇难者。 新华社 图
10月1日晚间发生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恶性枪击案再次触发了舆论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读与讨论。就笔者目前读到的文章而言，相关解读与讨论主要聚焦于美国独立战争反抗英国统治的经历、私人持枪权作为自我防卫和抗拒暴政手段的必要性、全国步枪协会（NRA）的影响这几方面。换言之，它们多少都将美国私人持枪权利的起源与发展单纯视为公民与国家（nation）间权利分配的问题。这一视角固然重要，却淡化了帝国（empire）的冲突与扩张在美国私人持枪权利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历史学界对美利坚帝国的关注不断升温，从而诞生了不少颠覆美国国家历史神话的研究。在这些学者看来，独立战争与其说是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政府的暴政，不如说是大英帝国内部的危机：七年战争（1756至1763年间进行，是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及其各自的盟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战争，主要结果是英国夺取了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结束后，英国政府试图限制白人殖民者西进，以维系其印第安盟友的支持，这一政策与美国国父们建立一个横跨大陆帝国的抱负相冲突。
取得独立之后，美国之所以从一个松散的邦联变为更强有力的联邦，其部分动力源于在英、法、西三大帝国夹缝间生存与扩张的需求。此后，轨棉机的发明及英国纺织工业的兴起促进了对棉花的需求，南方种植园主带着他们的奴隶不断向西迁徙，以寻求新的肥沃土地，最终形成了美国南部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这与北方的向西扩张相映成趣。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击败了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挑战。南北战争（1861—1865）虽然摧毁了南方奴隶制，却也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其得以彻底击垮印第安人，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横跨大陆的帝国，进而夺取夏威夷和菲律宾。此外，部分白人殖民者甚至梦想将美利坚帝国延伸至加勒比诸岛、中美洲及加拿大。
殖民者必须用枪武装自己
以上北美地区的帝国冲突与碰撞史是促成美国私人持枪权利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
自殖民地时代起，持枪防御印第安人的袭击便是白人定居者的必修课。与流行文化所表现的印第安人只擅冷兵器相反，这些北美原著民周旋于英、法、西三大帝国间，利用这些国家获取盟友的需要以及商人逐利的动力购得不少火器，这对白人定居点构成了极大威胁：帝国冲突、首领威望、抓捕俘虏都有可能触发印第安人的进攻，更不必言围绕资源和土地展开的纠纷（《独立宣言》控诉英王“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林肯总统的祖父即死于1786年一次肯塔基印第安人的进攻中）。
尽管七年战争、购买路易斯安那（美国购买法属路易斯安那地区）、《亚当斯-奥尼斯条约》（Adams-Onis Treaty，将西属佛罗里达售予美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削弱乃至消除了法兰西和西班牙帝国在北美的存在，从而压缩了印第安人在帝国间周旋的空间，但直至十九世纪晚期，他们仍然是北美大陆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甚至有学者认为，诸如科曼奇（Comanche）等几个突出的印第安部落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成为北美大平原的主宰。
面对印第安部落的威胁、联邦政府对违背与印第安人条约的占地行为的反对，以及西部公共持法力量的缺失，西进殖民者必须用枪武装自己。尽管全国步枪协会的成立主要源于联邦军队在南北战争中的拙劣射术，但同期与印第安部落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恐怕也不无影响。在实际功用之外，枪还是“文明”与“进步”的象征，在画家约翰·加斯特（John Gast，1842—1896）于1872年创作的画作《美国进步》（American Progress，该画成为美国“天定命运”观的代表作）中，持枪的定居者向西挺进，他们身后是铁路、电报、蒸汽船等文明代表，手持弓箭的印第安人在他们面前纷纷退却。
美国画家约翰·加斯特（John Gast，1842-1896）于1872年绘制的作品《美国进步》（American Progress）。
帝国扩张、废奴与重建过程中的私人持枪权
除了与印第安部落间的冲突，挑战其他帝国也是维护美国私人持枪权利的重要历史因素。
西进殖民者在入侵印第安人领地的同时，也时常进入其他帝国的疆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先后属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德克萨斯地区。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如意算盘是利用那些殖民者充实相对空虚的北部边疆，以对抗印第安人和美国的进犯。这些定居者起先也的确宣誓效忠西班牙和墨西哥，可到后来却发展出了分离倾向，最终通过战争实现了德克萨斯的独立，以民兵为主体的德克萨斯军队和困守孤城的阿拉莫战役随着1845年德克萨斯并入美国而成为美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可参见1960和2004年电影《阿拉莫》[The Alamo]，及2015年的电视剧《德州起义》[Texas Rising]）。
有德克萨斯（及更早的佛罗里达）的榜样在先，不少美国人如法炮制，变身为私人军事冒险家（filibuster），进犯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力求将其变为美国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1824—1860）对墨西哥北部和尼加拉瓜的袭击。此外，美国私人组织还同情、支持乃至参与受压迫族裔武装推翻其他帝国统治的尝试，如生于委内瑞拉的冒险家纳西索·洛佩兹（Narciso Lopez，1797—1851）对西属古巴的进攻、爱尔兰裔移民对英属加拿大的袭扰（Fenian Raids）。
即便是在19世纪晚期美国领土基本定形的情况下，美国人追求新的冒险与挑战的脚步也并未停止。所谓边疆的消失和工业化的发展反倒激发了美国男性对刺激的向往。这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现为越来越强硬的姿态，如对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警告欧洲殖民国家不得染指美洲）的重申、与西班牙的战争、对中美洲国家的军事干涉。在国内政治上则体现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对自身形象的重塑。
生于纽约城的罗斯福幼年体弱，患有哮喘病，一度危及生命。好在他少年时代喜欢上了户外运动，体会到身体锻炼的益处，在遭人欺凌后甚至专门学习了拳击。就读哈佛期间，罗斯福仍广泛参加各类体育活动。1884年，从政后不久的罗斯福前往北达科他，建起一座农场，过起了西部生活，平日里打猎、游牧，赢得了正宗牛仔的尊重。从幼年的体弱多病到成年后历经西部生活的磨砺而不断成熟，这一励志传奇使得他立刻成为男性气概的代表，进而在政治上扶摇直上，直至担任总统（1901—1909）。“温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也成为他行事风格的代表句。
西奥多·罗斯福的形象变迁是这一时期美国人向往边疆生活的缩影：反映与印第安人争斗的杂耍表演“狂野西部秀”（Wild West Shows）风靡一时；画家佛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1861—1909）和查尔斯·马里昂·拉塞尔（Charles Marion Russell，1864—1926）频繁创作以美国西部为题材的绘画；小说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出版了《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枪和马、野牛、狗等元素在这些对边疆生活的表现中具有显著地位。
在扩张帝国领土的努力之外，巩固棉花帝国也是美国私人持枪权利的一大历史起源。
奴隶贸易建立在强制与暴力的基础上，奴隶贩子通过各种手段确保奴隶在从上南方（Upper South）到下南方（Lower South）和西部的漫漫旅途中不逃亡和反抗，其中就包括持有和使用枪支。此外，黑人奴隶的引入在繁荣棉花经济的同时，也给白人群体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黑人奴隶反抗和起义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们，他们生怕自己成为黑人愤怒的受害者。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武装黑人的举动（《独立宣言》对英王“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的指控即源于此）、海地奴隶起义、1831年奈·特纳（Nat Turner，1800—1831）在弗吉尼亚州领导的奴隶起义（起义的奴隶杀死了近60名白人居民）和北方废奴运动的兴起更加剧了他们的担心。在此情况下，南方男性对枪支的掌控成为他们对抗奴隶反抗和起义的必要手段。南方民兵组织在抓捕黑人逃奴和防范黑人起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成为挫败废奴主义者约翰·布郎（John Brown，1800—1859）对弗吉尼亚州哈泼斯费里（Harpers Ferry）突袭的重要一环。武装蓄奴者还参与了堪萨斯的流血冲突，试图使该地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
南北战争尽管从制度上消除了南方奴隶制，但它的各种变体与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前奴隶主试图通过恐吓和谋杀削弱共和党在重建各州的政治势力，进而掌控相关经济和社会立法，维持他们对黑人的控制，三K党（Ku Klan Klux）便是其中代表。重建时期（1865—1877）南方发生了多起针对自由黑人和共和党的城市暴乱，而对乡村地区黑人的袭击更是数不胜数。联邦军队固然保持着对南方关键地区的占领，但苦于人手不足，远远无法有效应对。在此情况下，自由黑人（其中不少是联邦军队的退伍军人）和南方共和党人纷纷持枪自卫，他们在举行集会时都带上枪支，并结伴前往投票站，以便得到持枪者的集中保护。
强大的帝国遗绪与尴尬的枪支管控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帝国冲突与扩张在美国私人持枪权利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的美国虽然不再抱有领土野心，但其担当世界帝国的雄心犹在，从未停歇的对外战争使一代又一代的军人接触枪支，进而使拥枪成为习惯。此外，种族冲突的历史遗产仍在延续，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他们的“民兵”组织成为私人持枪权利的坚定拥护者，他们的持枪理念也为不少担心成为犯罪受害者的新移民所接受。对这些新移民而言，1960年代至1990年代初美国大城市的治安问题历历在目，1992年洛杉矶种族骚乱期间韩裔持枪自保的事迹成为他们的榜样，2016年佐治亚州一名华人女店主持枪击退入室劫匪的视频也在华人群体中疯传。每次恶性枪击事件后枪支销售的增长已成为一种定式。
在广大中西部乡村地区，由于地广人稀、警力不足等因素，持枪自卫更是成为必须，而间或打猎的乡村居民更是以边疆生活方式的继承者自居，并为自身的男性气概而自豪。与城镇居民拥护私人持枪权利、但普遍支持合理的枪支管控措施（如强制背景审查、禁止精神病患者和因恐怖嫌疑被禁飞者购枪、禁止销售突击步枪等）不同，乡村居民大多反对这些措施。《华盛顿邮报》指出，掌控大多数农业州的共和党操纵国会众议员的选区划分，加上每州不论人口多少均产生两名国会参议员，导致这些地广人稀的农业州在全国政治中拥有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更多代表权，从而阻挠了全国性合理枪支管控措施的通过。
上述情况在短期内似乎都无法改变。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后，白宫新闻发言人、共和党议员和福克斯新闻网都纷纷表示，在如此悲剧面前，首先应该寄托哀思与祈祷，而不是将枪击案政治化，借以讨论枪支管控问题。福克斯新闻网甚至顾左右而言他，呼吁加强酒店的安保措施，避免住客携带大量枪支弹药入住的事再次发生。今年6月曾遭枪击受伤、一度生命垂危的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也表示，遭枪击经历坚定了其拥枪立场。这些现象表明，共和党并不赞成合理的枪支管控措施。特朗普在去年大选辩论中曾表示支持禁止被禁飞者购枪，但此事最终了无下文。
在持续的公众压力下，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Paul Ryan）暂停了原本计划于上周进行的消声器合法化法案投票，全国步枪协会也表示支持重新审视有关撞火枪托（bump stock，该装置能加快半自动步枪的射速，从而绕开美国法律对现代全自动步枪的禁令）的法规。但这些微小的让步与多数人期望的合理枪支管控差距甚远。
要知道,美国国会曾于1994年通过法律，禁止突击步枪在美国销售，可这也部分导致民主党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丢掉了他们自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在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其间共和党仅在1946年和1952年两次成为众议院多数党），自此大权旁落，仅在2006年至2010年间再次成为众议院多数党。有这一前车之鉴，原本就倾向于拥护私人持枪权利的共和党更不愿意趟这滩浑水。既然2012年康涅狄格州纽镇（Newtown）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枪击案中遇害的20名小学生的鲜血都无法推动通过合理的枪支管控措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又能改变多少？尽管就死伤人数而言，拉斯维加斯枪机案已经成为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可去年6月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脉冲酒吧（Pulse）的枪击事件当时也享有这一头衔。
在全国性枪支管控法案出台无望的情况下，地方性立法成为主要替代品。美国各州甚至各市都在尊重国会立法和最高法院判例的前提下制订各自的枪支管控措施，涉及枪支购买资格、武器类型、交易程序、持枪场所等方面。但由于全国性立法的缺失和最高法院判例的存在，这些立法远没有达到控枪派的预期，防不胜防的枪支跨州流通也削弱了地方立法的效力。
枪支管控与美国的“伟大性”
以上对美国私人持枪权利起源与现状的讨论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思考所谓美国的“伟大性”（greatness）问题。
美国一向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其支柱是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私人对枪支的持有使得美国在常备军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向西扩张，建立起了横跨北美大陆的帝国，这为其日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发展奠定了体量上的基础（试想倘若美国领土仍局限于建国时的十三州，恐怕它崛起为世界级强国是无从谈起的）。枪支既是奴隶主维持种植园经济的工具，也是被解放的奴隶捍卫自由的手段。
可随着当代军事科技的发展，相应的控枪措施势在必行。当国父们制订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时，世上的枪支都还只是前装单发，且精确度极差，军队作战时都需要排成密集的队列齐射，以提高命中率。他们无法预见到枪支精确度提升、射程增加、可实现连发的未来。事实上，国会也曾多次立法控枪，以适应新形势，例如1920年代禁酒令时期对汤普森冲锋枪（Thompson，可使用20发弹匣或50发弹鼓供弹，成为贩私酒黑帮的常用武器）的管制，以及1986年对新生产机关枪的销售禁令。这些立法表明，联邦政府有权管控超出自卫需要、只可能被用于进行大规模杀伤的枪支。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登上世界之巅，部分应归功于以南方重建、进步主义改革、新政为代表的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合理介入，枪支管控原本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与其他方面和其他国家的对比，更能突显当前美国枪支管控措施的不足。在美国许多地方，美国公民只需持相关有效证件，通过背景审查，即可购枪，甚至无须经过枪支使用安全的培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家都需通过笔试和路考方能独自驾驶车辆。枪支使用安全培训要求的缺失部分导致枪支走火、儿童接触枪支等意外事件的发生。《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在日本，一位守法公民需等待大约四个月方能合法持有枪支，其间需经过多道背景审查（包括走访其左邻右舍）和枪支安全使用培训。
在每年因枪支致死致伤的人数上，美国也雄居各发达国家之首。去年6月奥兰多酒吧枪击案发生后，《纽约时报》列出了以下数据：德国、荷兰和奥地利每年每百万人口中只有两人死于枪支，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高空坠物、低温或飞机坠毁致死在每百万人口中的发生概率，波兰和英国的数据相当于美国死于农业意外或掉下梯子的概率，而日本的数据更是相当于美国人死于雷击的概率。
反控枪群体固然可以将相关数据与美国巨大的枪支拥有量相比对，进而得出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他们却忘了每一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是他人的丈夫、妻子、孩子、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当反控枪群体将美国与墨西哥和巴西的数据作对比时，不知他们是应该感到庆幸还是无奈。
在美国电视剧《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第一季第一集中，新闻主播在回答一名学生“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提问时表示，这一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接着他援引美国识字率、人均寿命、家庭收入中位数等方面的数据在世界上的排名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不仅取决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更表现在它对公民福祉的关心程度上。推行合理有效的全国性控枪措施，进而减少因枪支致死致伤的人数，能够拉近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并表明美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会因政治制度设计而为较少数人所左右，一如当年，内战与重建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使美国加入英国、法国、俄国等已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列，并打破了南方奴隶主对全国性政治的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