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一个大城市，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都是由所谓的外地人构成的，也正是大量的人口流动，为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包容着多元，保持着大城市的斑斓与活力。
欧美的大城市街头，总是如意大利面一般，混杂着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各色人等，语言中也很难找到“外地人”这个词汇。北京的布局，如同太阳系，规整的运行着，任何贸然越轨的举动，都如流星般，闪烁着刹那的光芒，消失在空气中。看不出特色的二环，如太阳般闪烁着政治核心的光芒，向外一圈圈的扩散。随权力而配置的资源，无论金钱还是美女，也随着环线的延伸而急剧减少。
这种权力的辐射，也不是均匀衰减的，新的北京城，又重新回到了“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老北京格局。新开发的东部是CBD核心商圈，高档酒店、写字楼、跨国公司、俱乐部聚集在此；北京的西边随着地铁1号线的延伸，遍布着军队大院、部委家属院，餐馆里也保留着公家聚餐最常用的大圆桌；南城低廉的房价，容留着着大量老北京人和从核心地带被拆迁走的老北京人；北城虽然比南城富裕，可是大多住着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就是这个时代的“贱民”。
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那就是北漂的世界。他们正以地下室为起点，努力融入新北京的格局之中。若干年后，一小部分人会住进东西，更多的人会留在南北，也会有人黯然离开。
地老鼠们的地下室文化
每天早上7点25分，崔振伟的闹铃会准时响起，在地下室的公用洗浴间里刷牙洗脸后，他必须在8点钟的时候赶到八通线，在四惠站换乘一号线，然后在建国门换乘二号线，从东四十条下地铁后，再走10分钟左右，他会买一个煎饼或豆浆，然后走进一栋灰色建筑的六楼，开始一天的工作。
崔振伟住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一个地下室，方格子式的小房间，总共不下50间。房间8平米，共用卫生间、洗浴等，住的多是传媒大学的学生，情侣居多。房租400，电视50，宽带50，被子30。
2005年，大学毕业的江黎拖着箱子带着2000块钱就来了到北京。工作毫无希望，刚到北京的江黎靠蹭住在朋友的地下室里度过了最初的一个星期。
六岁时，江黎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妈妈指着“北京”两个字对她说，长大后，你要去那里。对于出生在乌鲁木齐的小孩来说，到北京是从小就要树立的一个理想。这是父辈们寄托在他们身上的一个理想，所以这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一个背负。
江黎在她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今后她一定要到北京，虽然她并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她也没有想到，北京之梦，始于地下。
北京的地下室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本来作为防空洞设计而沉睡多年的地下室，在经济大潮中突然变得异常吃香。同等房租下，地下室虽然相对潮湿，不见天日，但在直线距离上更靠近资源的核心，价格远远低于地面之上的房间。从最底层的体力打工者，到梦想成为中央电视台屏幕上光鲜主持人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从地下室作为起点。
随着北漂的大规模进入，在市中心找一个地下室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不仅北漂爱地下室。当财政部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拿出四万亿的一块大饼时，跑部钱进的地方各路诸侯，为了更靠近核心部门，核心部门地下室的价格也被炒到了三星级宾馆的水平。
连政府官员都系数接纳，地下室的大杂烩盛况可见一斑。
崔振伟每天从外面回到住的地方时，都会想很多，他想起一句台词：不到绝路，决不离开。但地下室隔壁屋传来的女孩的哭声，总让他的心有些堵堵的。
2008年12月3日，崔振伟在地下室住了12天，海投了无数简历，面试了8场，崔振伟终于接到了一份Offer，这时，他的口袋里已不足200块钱。
崔振伟的前一份工作是在苏州。在他眼中，江南可比北京这个“破地”好多了。但他还是义无反顾选择来到了北京。因为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他感觉，这里是互联网行业的热土。
你听过一个故事吗？一个诗人到了果农的园子里，拿走了园子里最宝贵的东西，但果农却一无所知。
诗人拿走的当然不是果实。诗人来到这里，经历了，写成了诗。
“最好的东西未必是果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信仰。”有着“诗人”情怀的崔振伟来到了他眼中的“果园”，在北京这个城市他看重的是经历的过程，他希望在这里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他人生的财富。这份热情支持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涌入北京，涌入北京的地下室。
将这段经历写成诗，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
2006年“十大阅读实验样本的网络小说”之一，就是清秋子创作的《我是北京地老鼠》。当他告别落魄岁月后，以北京市地下室的生活作为蓝本开始写作。文章在网络上一发出，就激起了许许多多天涯沦落人的共鸣。而十多年走在文学路上的清秋子也一朝出名。
还住在中国传媒大学地下室里的崔振伟，正在艰难而又努力的向前走。他希望北京带给他生活历练的同时也能收获温暖。
这也是地下室里，无论妓女、掮客、打工族、大学生、创业者们所共有的财富：希望。
既然是“漂”，那就必然会有心酸。虽然曾经一天只吃一顿饭，烈日炎炎下不舍得花钱买一瓶矿泉水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江黎在这个城市还是缺少归属感。“买了房子可能会好点，但卖了我也买不到一平米啊。”她开着玩笑说。
“我现在不在外企了，自由职业最害怕的就是生病。”江黎说，她最努力的就是不让自己生病，那样又花钱，一点也没保障的感觉的确比生病还难受。
但明天还要继续，未来的路还是要自己走。
江黎的想法是，既然这样，不如想办法让自己过的更开心，让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更优秀更快乐。“心酸只是北漂给我们的附加产品，北漂真正给我们的是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只要坚持，只要奋斗，只要做最好的自己就可以。”
现在江黎每个月只有2千块的收入，每个月租房600块，吃饭600块，手机费50块，交通费50块，总共在1300块左右。她不喜欢逛街，也不会扮靓，天生自来卷，省了弄头发和化妆品的钱，所以女生花销的大头基本全都省了。平时的娱乐，就是去图书馆看书和在线看电影。这两个的花费基本不要钱，国图办张卡一年才几百块，很合算。
和所有北漂一样，江黎户口在家乡，需要暂住证才能暂住在北京，也因此而不在北京享有任何福利。她有个希望，以后能出台政策让“暂住”的人，也享有福利。这样她会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市发展有了贡献，而北京这个城市也没有辜负这份付出。
这个很基本的愿望，说完她又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开始向往南方
“刚来的时候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走。”这可能是刘静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个月。
2月底，她将要离开北京，奔赴南方。那里是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城市，但刘静却有着抑制不住的欢喜。
“如果可能，我希望不用再回北京。”她说。
如果换作五年前，刘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自愿离开北京。
河北人刘静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北京是所有人向往来到的地方。尽管大学没能在北京，但大学毕业后她很快找了一份北京的工作，跻身进了“北漂”的行列。
刚来北京的刘静一开始对这个城市没有特别的感觉。她和一帮同龄的年轻人整天在一起，虽然工资也不高，但这个“北漂”的群体让她感觉轻松自在，每个人都是一无所有，但每个人也都是在奋斗。奋斗的感觉真的很好。
刘静有一个相交多年的男友。两人一起到的北京，为了节省高昂的房租，两人住到了一起。相亲相爱的两个人即使骑着自行车上班，在寒风中吃麻辣烫，她仍然觉得是幸福快乐的。
因为第一份工作不太稳定，刘静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机关的部属单位，非常稳定，工作也不辛苦，只是没有编制。
向来乐观好强的刘静想着，只要自己努力，总有一天能够真正融入这个城市。
中央级的机关单位很清闲，工作压力并不大。只是周边的年轻人并不太多，这让刘静感觉有些孤独。
即使孤独也没什么。最难以忍受的是她在这里时时处处感受到的“局外人”的感觉。
没有编制的人，很难被算作“单位”的人。体制内的机关单位，没有编制意味着你无法和别人平等，别人享受到的你只能看着，别人有的你没有是很正常的。这无关平等竞争，因为根本就没有平等竞争。
“从前和一些什么都没有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这样强烈的自卑感。”刘静说，一年又一年过去，她虽然一直很努力，但编制的问题不是想解决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那种没有身份认同感的压抑越来越沉重。
“这个城市就是分三六九等的。”刘静无奈的说，这个城市让人没有归宿感，而归宿感不是用金钱地位来衡量的。
刘静将要去的城市是深圳，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城市也是最早废除了户籍制度的城市。
得到深圳的工作纯属偶然，但也是刘静努力争取到的结果。在这之前，她和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了。对于刘静来说，没有了爱情，这个城市更没有任何留恋的理由了。
当得知深圳的工作终于落实了的时候，她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心中憋闷了多年的一口气总算可以呼出来了。
“我对北京真的一点也不留恋。”刘静说，在这里让她感觉很不平等，很压抑，她不喜欢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而深圳，“即使离家远，即使未来未知，但只要感觉不是被歧视的，生活着就是快乐的。”
生下一个北漂
古川：1981年出生，与妻子小艾结婚一年，目前待业在家，一边照顾怀孕的妻子，一边寻找工作。
小艾：1983年出生，怀孕八个月，2006年来京，做过网络编辑，期间换工作无数，最长的一份工作历时三个月。目前待业在家，等待生产。
二月初的香山，春寒料峭。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安静寂寥，距离北京城区近三十公里。古川却很满意这样的安静。他和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小艾就住在这个小村庄里。他们准备在这里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从一条弯弯扭扭的小路走过去，绕过一堆居民扔的小山似的垃圾堆，再拐过两堆煤炭，一扇小门进去就到来古川住的院子里。三居的小院他和妻子小艾住其中的一间。他们就是在这个不足7平米的小屋里度过了春节。
进门就是一张床，床头是一个电脑桌，窗户下是他们的书架，摆满了书。电脑桌旁边是一个小门，里面是一个小厨房，简陋的案板上放着他们中午吃剩的菜，一盘蚕豆，一盘青菜。
“住这里主要是为了省钱。”小艾说，考虑到北京市区的房价太贵，所以两个人很早就搬到这个远离市区的地方了。除了交通不方便，此外最大的感受就是“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但这个愿望对于这对年轻的夫妻来说，似乎有些遥远。
瘦小的古川是四川人，他大学学的是化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化工厂工作，“进去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解决户口”。但不到两年，他再也不想干了，因为这份工作实在“不是自己喜欢的”。
古川感兴趣的是公共管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考研，目标是北大的政府管理学院，没考上只好去化工厂工作，工作期间又接着考，在2004年考研再次失利后终于彻底“死心”。
这个看起来瘦弱文静的年轻人内心一直都不安静，他在大学时候最喜欢看的杂志是《南风窗》，“可以说是公民意识的启蒙吧。”古川从此与“公民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热衷于参与各种人文及人权活动，与一些热血青年进行交流。因为学农业的基础，他开始研究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古川介绍，为此，他还曾与别人合作编了一本按人权标准来解读三农问题的书，书名为《我们能为农民做什么》，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出版。
后来，古川做过记者、编辑、民间组织的项目官员等等职业，种种原因，他目前待业在家。
对于他的辞职，妻子小艾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她说：“工作和事业是不一样的，工作是为了赚钱来生存，而事业是自己真正想做的。”
小艾和古川一样，都是“性情中人”，不喜欢的工作就不愿意做下去。她2006年从河北来北京，工作已经不记得换了多少个，但最长的一份工作也仅仅只维持了三个月。“很不喜欢那样的状态”回想起刚来北京时的情景，小艾心有余悸：“每天早上7点起床，挤着上公交车，然后就是工作，然后又挤着车回家，累得倒在床上什么事也不想做了。”
相比那些辛苦又报酬微薄的工作，小艾更乐意待在家，看看书，或替别人写写稿子。还有，和丈夫古川一起参与一些民间活动。
在他们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到生活的重压痕迹，他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
但在北京这个城市，人间的烟火，谁也无法避免。
小艾的预产期是四月份，对于这个“意外”到来的小生命，夫妻两人都充满了欣喜。尽管身处陋室，尽管双双待业在家，尽管前途未知，但两个人为了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还是做好了准备。
为人父母的喜悦，冲不散户口制度带来的愤怒。
小艾是外地户口，尽管古川的户口在北京，但在结婚的时候就费了很多周折，让小艾不胜其烦。要为小宝宝的降生做准备时，他们被告知要办理“生育证”，让小艾想不到的是，如同上次结婚时一样，小宝宝的降临同样要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是需要来自小艾娘家的户口簿，各类关于其是否初婚初育的证明文件，对于家乡不在北京的外地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繁琐又复杂的过程。“我实在想不通，那些人为的证明到底有什么作用？那样一个所谓的证书又有什么作用？”小艾充满怨气，她说如果不是因为老公劝她要为宝宝着想，那些什么证件什么的都不想要了。
小艾的一肚子气还来自为小宝宝上户口的问题上。他们也是这次才知道，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他们必须拥有房产后小宝宝才能在北京落户。虽然古川有北京户口，但因为小艾是外地户口，再加上他们在北京没有房产，所以小宝宝生下来后户口无法在北京进行安置。“也就是说，因为没有户口，孩子一生下来就和我们一样在漂。”
“其实我们很不喜欢北京。”古川说，作为一个南方人，他实在不喜欢北京风沙和气候，但他们必须留在北京。因为，这里有他们信仰并为之坚持的公民运动。
而且，“这些事情必须在北京做。”这构筑起了他们强大的精神根基，即使面对困境仍然平淡以对。
“那有压力吗？”
他挠了挠头发，笑着说：“当然有压力，因为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又不能不做下去。”
他也说不清楚他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到底是来自哪里。这个笑起来很腼腆的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已经看不清楚颜色的旧针织衫，屋里除了桌上那台电脑外，很难找到一件值钱的东西，坐在他旁边的妻子穿着一件宽松的线衫，看着老公脸上是幸福的笑容。
屋外，几件挂在绳子上的衣服迎风起舞。
几十公里外的北京城里，招聘会中人头攒动。2009年新增的610万大学生与往年未能就业的百万大学生，在金融危机的寒流下，寻找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