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赤子，气若幽兰
——怀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何绿野教授
王曙光
（一）
一九九一年秋天。北京大学一九九零级新生自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结业，甫归燕园，对这个古老园子的气氛，既感陌生，又感新鲜与兴奋。在这个园子里呼吸到的气息，实在是太特别了。最特别的，是我们的先生们的气质，他们是如此富于个性，富于激情，令我耳目为之一新。
何绿野教授是诸多个性鲜明的先生中最具特色者之一。她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之资本主义部分。作为一位出生于古城镇江的江南女子，何绿野教授天赋一种灵秀、聪慧、优雅的气质，她个子不高，上课时活力四射，十分具有感染力。当时她正好是知天命之年。可是何老师哪里像是五十岁的老教授呢？她的灵动与热情，使我们感到她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她说话嗓音清脆，声声入耳，听起来很让人舒服，在加上一些软软的江南口音，就更加悦耳，所以枯燥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显得不那么令人生厌了。
何绿野教授上课讲话很幽默，从不照本宣科。她的字写得极漂亮，娟秀、洒脱而端正，真是字如其人。直到晚年，她的手书还是那么灵秀劲拔。老师上课时也喜欢对我们这些孩子辈的人讲些家常话。记得有一次，她力劝我们不要贪吃食堂里的油条，认为那是很不健康的食品，炸来炸去，油都坏了，千万不能吃！又有一次，她似乎不经意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不要以为考进北大就了不起了，考进北大，不过就是一个“零”！虽然同学们当时哈哈一笑，可是现在我才领悟到，何绿野老师这句话既是肺腑之言，也是经验之谈，是她对生命特有的体悟。她是在激励和提点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未来的标杆直跑，而不要老是缅怀过去的所谓荣光。要把自己时刻归零，把自己当成一个“零”！老师的话，我终生铭记在心。
何绿野教授气质卓然不俗，也很注意仪表和穿着之得体。在这方面，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位女教授可以超过她的！有一次，她来破旧的北大二教大教室给我们授课，竟然身着一袭暗红色的长裙，顿时惊艳全场！说实话，我们当时真是惊呆了。这在当时整个北大校园都是罕见的。何老师站在讲堂上，又时尚，又得体，又高贵，令我们这帮土孩子大开眼界。何老师这优雅高贵的形象，就这样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
（二）
一九九四年秋，临近本科毕业，我在陈为民教授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题目是有关东亚企业精神与儒家伦理的。我和经济学专业王翔同学、财务学专业胡建忠同学经常到何老师和陈老师的家里请益学问，讨论文章，闲谈北大掌故，真是其乐融融。每次到何老师家里，何老师必会忙里忙外地照顾我们，为我们泡茶，与我们无所顾忌地畅谈。
陈老师与何老师性格迥异：陈老师严正，不苟言笑，不怒而威，慈爱中有威严；何老师活力满满，快言快语，直率而坦诚，天真得如同一个孩子。与陈老师交谈，我们总是正襟危坐，不敢放肆，现在我快到知天命之年了，见陈老师还是不自觉地保持本科时候的坐姿；而与何老师交谈，我们则无所忌惮，欢声笑语，何老师的那种孩子式的天真，很自然地带动我们放下了拘谨，随着她清脆的笑声而放松起来。何老师那种纯真和清澈，那种“复归于婴儿”的单纯之美，你只能欣赏，可是永远学不来的！她思想很深，阅尽沧桑，可是却终生完美地保持了这种赤子般的天真，透明得如同一汪清泉。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我本想进入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在陈为民老师的启发教导下，在与赵靖先生、石世奇先生等经济思想史前辈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更坚定了我继续研究思想史的想法。我把这一想法汇报给何老师和陈老师，他们都极其支持。何老师有一次直接打电话给当时负责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保送工作的老师，力荐我，并且我知道她还因为某种原因还承担了不小的压力。她的直率、她对学生的爱护和提携，令我感动。阴差阳错，我终于很遗憾地没有读成思想史专业，而在一九九五年改考北大经院世界经济专业，幸运的是，我的导师还是陈为民先生。从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又有机会亲近两位老师，在燕北园那间散发着优雅、温暖的书香气息的客厅里，那些宝贵的午后或者夜间的长谈，将永远留在我的心灵深处。何老师和陈老师润物无声的教诲，使我在北大这个园子里始终没有感觉孤单，他们对我温暖亲切的照顾、严正的教训和春风般的感化，我永志不忘，他们就如同我心灵上的父亲和母亲。
（三）
何绿野教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何老师和陈老师都是北大经济系本科毕业，都是极有学养和修养的学者，他们相敬如宾，互相爱慕扶持，对爱情始终不渝。陈老师身上有着东北汉子的耿直、忠厚、稳重与担当，而何老师则有着江南女子的娴淑、隐忍、细致与柔韧，一南一北，相得益彰。何老师更多地担当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她是贤妻，是慈母，也是大孝子。
何老师经常跟我们分享她在家庭事务中的体会，告诉我们夫妻之间要相互欣赏，相互宽容。我和丹莉结婚之时，何老师和陈老师已经在新加坡定居。二零零四年，两位老师回国探亲，又给我们送了贺金，并告诫我们要互爱互谅，不要被不良世风所左右。老师们的告诫何其宝贵！现在每想起老师说过的话，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世间万物，惟有情最重！记得那天从老师家里出来，走出楼外，我们两个默默不作声，都哭了。能有两位老师对我们的谆谆训诫和给予我们的真挚的师生之情，我们既感到荣幸，又受到莫大的激励。
二零一二年夏，何老师与陈为民老师回国，我们请两位老师在博雅酒店小叙。两位老师得知我成为教授，都非常高兴，鼓励我要好好做学问。当得知我兼承学院的行政工作，却有担忧之色，何老师一再说，不要太累哦！陈老师说，不要把“双肩挑”干成“一肩挑”哦！两位老师坦诚的告诫，甚至在那些含蓄的语言后面隐隐的担心与批评，我作为学生，都深深地领会和理解到了。两位老师的苦心，是希望我专心致志，勿为名所羁，勿为名所误，而要用志不纷，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此后我一直记着老师的训诫，在行政事务缠身时不忘自己的本分。二零一六年底，终于下决心辞去一切行政事务，按照老师的要求好好用心向学。
（四）
何老师对学生充满了感情，待学生如子女，学生们也爱戴她，都称她为“何妈妈”。这些在外读书的游子，有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妈妈在身边，真是有福了！其中北大经济系八一级政治经济学班与何绿野老师之间的师生情，堪称北大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一九八一年，何老师正值不惑之年，迎来了八一级政经班的四十八个新生，当了他们的班主任。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国家的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尚处在经济起飞的启动时期，然而此时整个北大、整个国家的气氛是极好的，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息，那时候的师生情也令人羡慕。现在想来，当时何老师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朴素少年们朝夕相处，一起谈生活，一起谈学业，一起郊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其乐当何如哉！
八一级政经班与“何妈妈”有着深厚的感情，何老师是他们青春记忆中最值得追忆、最值得感念、最值得珍惜的组成部分之一。即使在何绿野老师定居新加坡之后，他们与何老师的情感联系也没有中断，反而随着八一级同学逐渐进入不惑和知天命的中年，这种感情反而更加浓烈了。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何绿野老师在新加坡，为祝贺八一级政经班毕业二十周年，而写了一篇《岁月感怀》：
上苍眷顾，燕园聚首。
同窗四载，别20春秋。
稚面小辫，方凳在手。
其乐融融，亦师亦友。
48躯热血，96双手足。
手足心结，天长地久。
通宵达旦，别无所求。
相见恨晚，惜别厮守。
驰骋南北，勇闯五洲。
帅男靓女，各显千秋。
真情无价，岁月悠悠。
真善美德，万古长流。
诗里回忆了与这四十八个有着稚嫩面孔的少年的初次见面，在三十七楼前坐在小凳上聊天的情景，也回忆了在一九八五年毕业前夕，同学们依依惜别，彻夜相聚的情景。字字句句浸透着何老师对孩子们的珍惜，对岁月的缅怀，对未来的祝福。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正值八一级政经班入学三十周年之际，何老师在新加坡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贺信：
三十年前，在文革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头，你们踏着坚实的步伐，迈入北大，而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你们以令人信服的实力，各自书写出骄人的业绩。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当年八一政经班在37楼前树荫下方凳式的师生见面会，恍如昨日。你们在大学四年所形成的团队精神，一次次地走上领奖台，享誉全校，仍历历在目。毕业之际，通宵达旦依依不舍的感人画面，至今记忆犹新。我作为你们的班主任，此情此景永生不会忘怀。
毕业前夕，班里赠送给我一个年历日记本。其中，在你们各自生日一页，记述着惜别的留言。尽管文字长短不一，文笔风采各异，但却充满着学友的手足之情，真诚的师生之谊，其中不乏有‘何妈妈’的称谓，对此，我心潮起伏，久久难平。这是你们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三十年前，你们是天真烂漫的俊男靓女，如今已陆陆续续步入知天命之年，人生无常，命运多舛，以平常心对待人生的得失进退，以包容心看待人生百态，大千世界。常言道，千金难买早知道，万般无奈没想到。对于身心健康，家庭事业，应有未雨绸缪的心理准备。人贵有自知之明，更贵有先见之明。这是我与陈为民老师步入古稀之年，经常互勉的话题，愿与各位分享。……
二零一五年秋，在八一政经班毕业三十周年时，何绿野老师和陈为民老师终于回国，与同学们共同庆祝。何老师格外高兴，她在聚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三十年过去了。在人生路上，三十年既漫长又短暂。今天，看到你们，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三十年前。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好像回到了和你们朝夕相处的大学四年的日子。一切的一切都好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认为，我这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担任了八一级政经班的班主任。令我终生难忘，无比自豪。……一九八一年九月，当我在三十七楼前的树荫下和四十八个学生见面时，我的心就紧紧地和你们连在了一起，我当时产生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们当年风华正茂，是一群满脸稚气、年轻单纯、光鲜亮丽的俊男靓女，来自五湖四海，又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你们从自己的小家庭来到北大这个大家庭，我和你们已经是生命共同体了。我决心一定要照顾好你们，只要师生同心，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岁月悠悠，半个甲子过去了。你们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同学们对我真诚的关怀，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年付出的心血得到了回报，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期盼的是：团队再欢聚的好梦。再过六年，是你们入学四十周年的欢聚年。再过十年，是你们毕业四十周年的欢聚年。这样的欢聚梦是可以期盼的，至于以后的欢聚，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办下去，让大家感到八一政经班还健在。
我还要期盼的好梦是‘金婚梦’。今年是我和陈老师结婚四十六周年。再过四年，即二零一九年，是我们结婚五十个春秋的金婚年。如有幸圆这个金婚梦，届时我们会在北京举行庆祝活动，请八一政经班的同学为我们祝福。……
去年我们在国内旅游时，同学们给我们的祝福是“人过七十不知老，踏遍青山无限好”。我的回答是“古稀之年已知老，牵手共赏夕阳好，天荒地老情不变，相濡以沫到海角”。
总之，我们的梦想就是幸福。虽然，人生有别离的遗憾和伤感，但都是一种体验，它已成为历史。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总是真。珍惜当下每一个瞬间，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没有岁月可以回头。我和陈老师的座右铭是“自在、包容、简单、幸福”，愿与大家共勉。人生无常，但我们有亲情、友情和爱情永恒。
这是何老师最后一次与这么多同学欢聚，想起来令人追恋，又令人伤感。我把这一次老师的即席讲话，发表于北大经院校友办公室的官方微信平台《菁苑》（二零一六年一月九日），留下了一份宝贵而温馨的记忆。从聚会照片中，我们看到何老师是那么高兴，她神采飞扬，风采不减当年，仍是那么优雅，那么澄澈！从她的笑容中，我可以感受到她的骄傲，她的欣慰——她以拥有这么多学生的爱而感到骄傲和欣慰。这份爱，这份师生之情，持续了三十四年，仍旧是如此醇厚浓烈。作为老师，能得到学生的如此爱戴，也算是值了，此生了无憾事！
（五）
何绿野教授一九六零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北大经济系的系主任是德高望重的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从读书到一九六五年九月留校任教之后，何绿野教授在老一辈学者的熏陶下，一直勤于钻研，在学术上不懈努力。老一辈学人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何老师和陈为民老师多次给我讲过陈岱孙先生的轶事。比如何老师因为长期过于疲劳而导致消化不良和失眠，陈岱孙先生很是关心这位年轻教员的健康，每次见到何老师都会善意而幽默地提醒她注意营养：“何绿野同志，你要加营养啊！要多吃土豆！”何老师每次给我们讲起这些轶事，都显得特别开心。她也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把前辈学人的风范传达给了我们。何老师和陈老师对陈岱孙先生怀有崇高的敬意。一九九七年，陈岱孙先生逝世，何老师和陈老师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后收于《岱岳长青—陈岱孙先生纪念文集》（刘昀、王曙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在文章中，何老师和陈老师写道：
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六零级的学生，有幸在每一年欢迎新生和欢送毕业生的场合，聆听到陈岱孙系主任的讲话。陈岱老的讲话除了必不可少的欢迎、祝贺一类的言辞外，其特点是言简意赅，言近旨远，是富有哲理的肺腑之言。陈岱老谆谆教导学生们：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一种经济理论体系不是既从分析和企图解决当时某些现实经济问题而产生，又反过来为这些经济现实而服务的。切忌引经据典经院哲学式概念推理，烦琐争论。他号召青年学子要在理论上勇于探索，实践上大胆创新。要坚持通与专紧密结合。应注重理论、现状、历史三者兼顾的学习。不学习历史，甚至会闹出视司马迁为司马懿兄长的大笑话。他告诫学生们，学海无边，学然后知不足；不要眼高手低，口惠而实不至。陈岱老指出，学生们今后走向社会，应辩证地看待‘杀鸡焉用宰牛刀’与‘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境遇。总之，每次聆听陈岱老的讲话，令人感到如久旱逢甘雨，又恰似杜甫诗云：‘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从这些纪念文字中，我们可以约略感受到何老师对于前辈学人，对于北大学风的理解。不为名利，认真教书，认真写书，深研精思，不哗众取宠，不断地与时俱进，这是何绿野教授从前辈学人那里传承下来的学术品格。何老师是个很纯粹的人，她对名利很淡泊，从不与人争什么东西，对于别人热衷的东西，她却视为身外之物，惟独对教书育人与科研毫不含糊。从她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来看，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很多同代学者，而且在理论体系的创新上也非常突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何绿野教授陆续出版了《现代市场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等，不少著作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思考、不断提炼出来的，反映了她在那个时代的独特思考。这些著作中很多观点，都显示出她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我国经济改革的真知灼见。
与张岑晟合著的《新政治经济学》（199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在新的形势下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种探索与尝试。从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再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行动纲领的制定，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出了崭新的时代呼吁，也为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提供了历史契机。时代要求政治经济学突破原有的“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而在理论上寻找可以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与社会主义体制融合统一的契合点。何绿野教授与张岑晟先生的这本著作，正是怀着这样的学术抱负应运而生的。在这本极具理论创新意义的著作中，他们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理论内涵的狭隘认识，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反映市场经济共性原理的丰富内涵，并积极吸取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终结合我国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丰富实践，从而创建出“符合时代观念，适合实践需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见作者序言）。该书创新性地把“本质论”与“运行论”结合起来，建立了由“基础理论”、“经济性质”、“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四大部分组成的“四位一体”新结构框架。书中“增殖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内在规定性理论的提出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何老师和张岑晟先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时期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革新的洞见，其理论探索的勇气难能可贵。1996年何绿野教授又出版了《现代市场经济》（与崔建华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对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争论与当代中国实践模式，做了初步探索，至今读来仍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意义。
（六）
二零一六年五月，陈老师因病自新加坡回国疗治。在住院、手术、康复的日子里，何绿野老师始终陪护在身边，悉心照顾陈老师。她瘦小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弱。可是每次我和丹莉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他时，何老师都是乐呵呵的，她不断地给予陈老师以安慰，以勇气，她的脸上从来就是不忧、不惧的表情，始终乐观、达观。要知道，何老师自己也是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想到这些，我们每每感到心疼，但是看到何老师和陈为民在晚年能够相濡以沫，恩爱相携，我们又从心底里深感钦敬。
二零一六年初秋，陈老师身体恢复得比较顺利，两位老人又回到新加坡。期间何绿野老师经常通过微信与我聊天，每看到我的新文章，她总是热情地鼓励我，从不吝惜她的赞美之词。知道两位老人平安而快乐，我也极为开心。万万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年多，就在十月十七日，我收到了来自何老师的微信号“绿野仙踪”的留言，但是发信的不是何老师，而是陈为民老师，告知我何老师身染重病的不幸消息。我即与院领导汇报此事，希望院方能从各方面给以协助。我们都盼望，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何老师能够回国治疗，我们照顾起来也方便些。没想到七天之后，十月二十四日夜，陈老师却发微信来告知何老师已于二十四日中午仙逝。第二天清晨，我在办公室看到这个信息，内心极度悲伤，不禁在办公室面壁大恸。几天来，八一级的学长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何老师的哀思，看了他们的纪念视频，令人无限伤感。留给我们无比温暖光照的何妈妈走了，“绿野仙踪”永远留在了学生们的记忆中。
十月二十六日夜，我撰写了一副挽联，以寄托我的追思：
心如赤子，澄澈真朴思慈母；
人比幽兰，坦荡高洁怀恩师。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初稿于浙江余姚
完成于宁波返京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