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身上有着很多头衔：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亚洲战略委员会委员、华东政法大学等三所高校硕士生导师……。在阅读了这位早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又深造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的简历后，我的脑海中立刻蹦出了“青年才俊”四个字。的确，当十年前张毅当选市政协委员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字辈”。虽然身为全球顶尖律师事务所之一的最高层，但张毅身上却散发出一种邻家大男孩般的爽朗与亲和，只是在谈话间那副镜片后的双眼，透出了这位将中国法律标杆推向世界的法律从业者身上特有的睿智与卓见……
记者：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金杜律师事务所吗？
张毅：金杜律师事务所是中国第一家国际化的律师事务所。目前金杜在中国大陆有300名合伙人，超过1500名律师，2016年仅中国区的律师费总收入就超过30亿元人民币，国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设有五个大的办公室，还有其他7个规模较小的分所。我们与国内其他律师事务所相比，除了采用了规模化和专业化两个特色的发展模式外，最重要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为我所用”的“国际化”道路。我现在是事务所的中国区主席，然而这个“中国区”的概念除了中国本土外，还包括了隶属于中国事务所的美国纽约和硅谷，欧洲伦敦、马德里、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米兰，以及亚洲的迪拜，东京等地的办公室。我们又通过伦敦、迪拜、马德里三个副中心来覆盖俄罗斯及前独联体国家、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业务，加上我们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联盟所，我们基本上完成了金杜在整个世界经济版图上的布局。可以说，“中国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金杜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记者：当初金杜怎么会选择这样一条“国际化”的道路？
张毅：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而我们恰恰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然而律师事务所的国际化并非一件易事，因为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各有不同，要求相应的执业律师也必须有该国家的律师资格和从业经验，而为了服务跨境项目，我们每个海外分所必须有一定规模。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中国区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光合伙人已经有将近100名，国际化的规模和效应已经初步彰显。
记者：您刚才说中国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是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东风？
张毅：是的。我们回顾欧洲和美国经历的两个工业革命。第一次是发生在英国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在那之后，英国一直在全世界扩张，从此变成了所谓“日不落”帝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英国律师事务所也随之在全世界扩张，这是和国力以及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而美国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之相随的是美国公司在全世界的发展，而这个背后不为人所关注的是美国律师事务所在全世界的扩张。这两次工业革命至今仍影响着世界，英国和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也遍布全球。从我们角度来讲，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律师事务所也到了“走出去”的时候。
记者：您认为这是一个利益驱动的过程吗？
张毅：不仅仅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还有一个格局和境界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在为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中国律师界一直缺乏高精尖和跨国人才。老百姓眼中的律师常常是“夹着一个包去法院打官司”，如果律师仅仅是这样，那么与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律师的要求就相去甚远。我们所探索的道路，是如何提高服务业档次，如何提高内在价值，如何提高中国律师的整体形象，这才是与中国经济腾飞、依法治国相适配的。当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往往是资本驱动，而律师事务所是服务业，走出去实际上智力驱动的过程。我们知道，智力驱动远远难于资本驱动，因为如何让外国人接受我们的理念，让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跟着中国人走，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法律服务业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记者：是否可以这么理解，金杜的国际化道路其实是在为中国律师探索一条发展新道路？
张毅：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搭平台、建生态圈，顾名思义，就是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建立一个价值平台，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
记者：您觉得这条道路顺畅吗？
张毅：我认为我们生在一个比较幸运的年代。很多人感觉“一带一路”比较遥远，但对于金杜来说，这恰恰是我们的的发展轨迹。我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香港发展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备注：联盟所），沿着陆上发展到欧洲和中东。我们的业务和开设分支机构的轨迹是沿着“一带一路”的引领，这也是我们寻找自我发展“蓝海”过程。
此外，国际化道路也是一个我们不断修炼“内功”的过程。比如：我们到了英国，面对人家的“百年老店”，我们如何竞争？如何让客户选择我们？那肯定要在服务质量上追求高标准；其次是差异化竞争，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对客户需求的理解一定会远远高出别人；第三，过程中培养一批具有突出才能的骨干人才。
记者：从您刚才的谈话中，我们发现您始终试图将中国律师放在世界的格局中。您能够谈一下对于“格局”的看法吗？
张毅：我想这其中有几个层面：第一，我们的法律服务能力能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和客户的需求，比如在上海，能不能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们的服务能不能配合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这是业务发展的格局。
第二，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也能否带动一批同样有情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引领中国律师事务所走上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之路。这是情怀发展的格局。
第三是在做好业务的同时，能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意义有贡献的组织。这就是责任发展的格局。
记者：您说的“社会贡献”是指哪方面？
张毅：我们事务所有一个公益委员会，负责各种公益事业。除了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公益法律咨询，我们在全国捐赠了十几个希望小学，命名为“金杜讲堂”，同时我们在各大高校设立了奖学金、助学金。此外，我们今年还刚刚成立了“金杜研究院”，就是希望把工作中积累的大量实践案例进行有效总结提炼，以民间智库的形式为政府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我们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获取发展的机会，也希望能够积极反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
记者：金杜在法治社会进程中扮演什么样角色？
张毅：我们希望自己既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法治宣传者，更希望自己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推动者之一。
金杜律师事务所在国内外业界都得到广泛认可。一个中国法律服务机构能够被认可，实际上是认可我们国家的法治水平。我们经办的每一个走出国门的项目或者官司都是一个不断积极向外释放中国律师执业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展现中国法治形象的机会。
原来有一句话说“中国企业不愿意交路费，却愿意交学费”，意思是开始不愿意找律师咨询，事后引起诉讼却要支付高昂的赔偿。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改变，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发展还是走出国门前，很多都会先找律师进行法律咨询，作为风险控制的重要决策参考。我们帮助客户了解法律，帮助企业不断地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规避风险，这也是宣传法治，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记者：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您是否将焦点集中在法律领域呢？
张毅：其实并非如此。我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还包括经济，民生，社会管理等方面。比如几年前，我和多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在上海公共场所配备AED（心脏除颤器）用于心脏骤停急救。刚提出的时候卫计委表示将此提案留作参考，因为AED是二类医疗器械，只有医务人员可以使用。然而事实上这对于生命的救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医务人员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多次沟通，我第二次提案后，卫计委的回复已经是采纳，并采取变通方式解决医疗器械使用限制的问题。目前上海公共场所装备的数量已超过1000台，预计今年将达到1500台。
记者：您平时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书籍吗？
张毅：我比较倾向于看一些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书。一个人越成熟越容易路径依赖。乔布斯说过一句话，stayhungry，stayfoolish（保持饥饿感，保持愚钝感）。对我来说，阅读也是为了改变路径依赖，改变思维依赖。这对于企业的创新，对个人的适应能力无疑都有帮助。
记者：作为全国青联常委，您对于青年人有什么建议？
张毅：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充满了敬意。他们的视野、他们判断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变革力，适应力都非常强。这群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注定会成为中国未来的中流砥柱。
（张毅，上海市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