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对城市成功接管、长期建设的样本，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起点。光阴流转，70年过去了，历史已进入崭新的一页，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1947至1949年石家庄提供的历史经验，并没有褪色。
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重镇石家庄的解放，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进程。
没有基础，缺乏经验，一切从零开始。哄抢物资的乱象，揪斗工商的弯路，进城之初，道路走得并不平坦。
1948年春节刚过，2月19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正式文件，发给有关地区和领导同志，作为“现在及将来进行城市工作的参考”，并报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收到中央工委总结后，迅速于1948年2月25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了《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指出“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今后“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
把握城市工作依靠谁
栗永。
1947年，作为中国第一个解放的较大城市，石家庄被推上了新的历史前台。
石家庄市政协原副秘书长、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栗永，翻开厚厚的文稿，细细梳理起进城之初政权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改造的探索和努力。
在入城之初，有的干部照搬农村工作方针，把工作的首要任务确定为组织贫民会，把农村土改清算斗争的方法搬进了城市，组建了贫民会、纠察队。11月20日后，便开始了清算斗争，先诉苦，再开会斗争。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政权建设经验，还没有比较长期的城市管理经历和完备的城市政权建设经验。随着1947年11月12日攻城炮火的停息，大批干部从土改会议上，从解放区各区机关，从学校课堂，急匆匆跨过残缺的内外市沟，走进了硝烟尚在弥漫的石家庄，对于城市管理缺乏经验。
直到遇到问题，大家才隐约感到，依靠城市贫民跟农村工作依靠贫下中农不一样。
“之所以走了弯路，就是没有解决好依靠谁的问题，没有找到真正的主人，没有找到城市工作的中心。”时间回到1947年底1948年初，中央工委始终关注着石家庄解放后的城市工作，陆续派驻各种工作组，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刘少奇先后在11月20日，12月6日、9日、16日四次对石家庄工作做出明确指示，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栗永说：“及时的纠偏，让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了几个月，截至当年春节，贫民会被取消，各个纠察队的行动被终止，全市80%的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运转。”
抓住城市工作中心 恢复生产
潘卫忠父亲潘树森在窑前烧制现场和工人兄弟们同劳动。
入城之初，工作千头万绪，中心是什么？石家庄的经验是，“要不失时机地恢复生产。”
栗永介绍，石家庄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1949年初，不仅使石家庄很快扭转了国民党统治下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且使石家庄由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这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能在极短的时间得到群众拥护，站稳脚跟，起了决定作用。
“为帮助指导恢复生产，工会组织纷纷建立，我父亲潘树森被派到市窑业工会任书记。”拿着父亲潘树森在窑前烧制现场和工人兄弟们同劳动的老照片，石家庄市人民警察博物馆顾问潘卫忠回忆着父母经历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父亲潘树森、母亲岳林都曾在抗战时期我党建立的石门情报站工作，解放后随军队侦察部门进入市公安局，成为最早的人民公安。”潘卫忠曾听父亲回忆，“战后城市千疮百孔，百姓生活用品极为短缺，新政府高度关注民生，看到窑业对恢复民生及未来建设的重要性，组织上就派他去了窑业工会帮助恢复生产。”
“烧窑就是土里求财，工作环境艰苦，父亲到任后，边干边学，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在父亲的笔记中，潘卫忠也感受到，“对父亲来说，这段经历是一次由城市的解放者向城市的建设者转化的过程。”
改造城市 巩固新生政权
潘卫忠母亲岳林当年使用过的学习材料。
解放初期，石家庄虽只有20万人口，但社情却十分复杂，有人将其概括为“六多”：特务多、妓女多、地痞流氓多、票子多、毒品多、失业者多。
接管城市，需要建设城市，也需要改造城市。改造城市，同样异常复杂而艰巨。
政府重申“真诚坦白，实行宽大，隐瞒狡诈，严厉镇压”的方针。1948年1月20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又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挖蒋根的指示》，提出深入发动群众，以清理查处国民党组织来带动政权建设，整顿队伍，完善社会保卫工作。
这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特别是国民党溃败之前，大搞“抹灰”政策，乱拉党员，滥发党证，以搅浑水，给解放后的石家庄制造混乱。以大兴纱厂为例，全厂共有职工1501人，而国民党、三青团员就有470多人。
潘卫忠母亲保存的大兴纱厂工会宣教部翻印的“工人歌集”。
“母亲岳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市公安局安排到大兴纱厂开展工作，巩固新生政权。”据潘卫忠介绍，接受新任务的母亲也摸索出了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主要是对工人们润物无声地影响感化，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
“当时母亲在大兴纱厂工、青、妇部门都待过，她到厂后和工人同吃、同住，白天和工人同劳动，晚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引导大家参加工会、青年团、妇联，向党组织靠拢。”潘卫忠珍藏着母亲当时组织学习使用过的资料，“这一本是列宁《论共产主义青年团底任务》单行本，还有一本大兴工会1949年油印的歌片《工人歌集》，可见当时学习的形式还是挺丰富的。”
背景
历史永不褪色
时光荏苒，石家庄解放已经70个年头了。石家庄市政协原副秘书长、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栗永认为，石家庄市作为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历史转折时期城市工作的试验田，1947至1949年，石家庄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并没有褪色，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有极大的观照作用。
石家庄解放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朱德总司令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
石家庄城市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地位的历史进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用鲜活的实践经验，破解了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做了必要准备。在石家庄制定、确立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拉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
纪念石家庄解放，还必须认识石家庄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1947至1949年，石家庄既用鲜活的实践经验，为中国革命的大转折提供了样本，为孕育新中国做了奠基，同时也使自己跃上了历史的制高点，为后来城市发展打造了必不可少的人文因素和政治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石家庄人的进取意识、务实精神和创新意识，也为石家庄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迅速崛起和腾飞的内在动力。
（燕赵都市报 记者 刘岚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