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庚先生（宿白）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徐苹芳师兄曾将季庚先生阐述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解析成四个研究程序，即一、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二、洞窟、造像和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三、分期分区的研究；四、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在第二个研究程序中，造像的风格和技法的细部变化最具时代特征，是石窟寺考古类型学的重要部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服饰的变化，事虽细微，关系却重大。他举例说：“这些细部变化对考古学家也是十分重要的。云冈石窟造像在服饰上的变化，直接反映着北魏皇室推行‘褒衣博带’汉式衣冠的史实，这是太和十年（486年）以后的事情。汉式‘褒衣博带’服饰构成了云冈二期（孝文帝即位至迁洛，465～494年）后半段服饰上的新特点。”简言之，西来的佛教石窟艺术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外来的佛教石窟艺术逐渐东方化（中国化）的历史，而佛装的变化，正是显示这一变化的重要表现。说明对佛装的考察，是第二个研究程序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也是进行第三个和第四研究程序的基础工作，在石窟寺考古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初，考古学者在讲授石窟寺课程时就注意到佛装的变化。当时由述祖先生（阎文儒）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给学生讲述《石窟寺艺术》课（述祖先生的讲稿后列入《考古学基础》内）。为了说明北朝二期佛造像的佛装变化及不同于印度的手法，开始采用了“褒衣博带”式的大衣的说法（季庚先生在研究云冈石窟分期时，也对第二期造像的佛装称为“褒衣博带式”）。1957年，季庚先生指导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53级学生对响堂山石窟进行考古勘察和实测，他一再叮嘱要对造像细部，特别是面相和服饰认真记录和仔细进行实测绘图，告诉我们必须对服饰、衣纹要准确观察，看似繁琐，但以后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时十分重要。每日观测后，晚间由刘慧达负责检查，如学生绘图不精细准确，第二天便要返工重绘。不能像现在有些人编著“报告”只靠拍照了事。由于受到老师的严格训练，我也对南北朝佛装的演变进行过初步探研，并在20世纪60年代初，尝试着在《考古》月刊发表了关于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变化的短文，抛出引玉之砖。
在我“抛砖”以后，自60年代至今，对中国古代佛装演变的研究，吸引着中外学者的目光，不断有新的论著，大略分析，可以区分为艺术史和石窟寺考古两大学术范畴，所获成绩颇丰。关于艺术史范畴对中国古代佛装变化的论著，本文不拟多加赘述，仅想择要介绍两项值得学者特别关注的研究。一项是年龄略长于我的日本朋友——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吉村怜的研究，他研究的特色是基于日本现存古文物中的僧装实物标本，对造像的佛装以及僧装进行独特的解析。另一项是与我年纪相差30余年的青年学者，南京艺术学院费泳的著作——《中国佛教艺术中佛衣样式研究》。她对中国古代佛装进行了缜密而系统的艺术史的样式学研究，用工颇勤，取得很好的成绩。反观石窟寺考古，在2012年以前对佛装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尚较沉寂，虽有一些学术论文发表，但一直缺乏按照季庚先生关于石窟寺考古研究程序的学术专著。
陈悦新师从季庚先生进行博士后研修，选定石窟寺考古学为研究方向，具体以探研石窟寺造像的佛衣为研修课题。结业以后，她在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多年钻研，完成了专著《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
为了撰写这本专著，陈悦新近年来亲历西北、中原和南方等地区的主要佛教石窟寺遗存，并考察了各地对古代佛教造像埋藏坑田野发掘所获得的单体造像考古标本。将收集的资料，主要是在现场依照石窟寺考古学的规范，亲手仔细清绘的有关考古标本的线图，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上述不同时间和地域内的佛像着衣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分类、排比，探究出佛像着衣的演变规律。在重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佛像着衣法式为专题，将汉地的佛像着衣考古资料系统地关联起来，宏观把握其变化特点。并参照佛教经籍的记载，梳理佛像着衣法式的来历、名称、结构、披覆形式及变化等内容，廓清关于佛像着衣法式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佛像着衣法式在汉地发展变化的时空框架，进而探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的历史面貌。撰写成《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一书。
她首先结合文献记载与佛像着衣法式的实物资料，解决佛衣与僧衣的来历、名称、结构、披覆形式变化等基本概念。根据三衣内在的逻辑关系，将印度和汉地实物造像中的佛衣与僧衣归纳为上衣外覆类和中衣外露类。上衣外覆类分出五种：通肩式、袒右式、覆肩袒右式、搭肘式、露胸通肩式；中衣外露类分出四种：上衣搭肘式、上衣重层式、中衣搭肘式、中衣直裰式。廓清佛与僧的着衣法式。
然后将现存的佛教遗迹中佛像的着衣，分作四个地区展开讨论：
1. 南方地区佛像的着衣。以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成都万佛寺造像为主的南朝佛衣类型，其对北方地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广泛影响。
2. 山东地区佛像的着衣。山东地区在南北朝时期比较特殊，曾在南朝治下达半个多世纪，纳入北朝版图后，其佛衣类型仍主要受到南朝的影响；隋唐时期的佛衣则与两京地区一致。
3. 中原地区佛像的着衣。中原地区是佛教石窟寺遗存内容最为丰富的地区。云冈石窟的佛衣类型在北中国自公元460年延续至534年，繁盛了近百年的时间，代表了整个北中国佛衣从沿袭印度传统到偏重汉地传统的发展过程，充分反映出云冈石窟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对巩县石窟佛衣类型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洞窟的营建计划。天龙山石窟东魏佛衣类型既有承袭自北魏洛阳地区，也有来自南朝建康的影响。由响堂山石窟佛衣与僧衣类型的发展脉络，可推析昭玄统法上僧服改制的样式。由于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石窟位于北魏至唐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内，其佛衣类型演变的脉络较为清楚。以四处石窟为中心将融合发展的佛衣样式及改革产生的新样式传播至西部地区。唐代两京地区汇集南北朝佛衣样式形成范式，在全国广泛流行。并据佛衣等造像遗迹并结合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将云冈第3窟大像年代置于高宗前期，即约永徽至咸亨年间；将河南浚县大佛年代置于武则天至玄宗开元时期。
4. 西部地区佛像的着衣。对西部地区佛衣类型的探讨，能对北朝时期石窟寺的分期有一定的修正作用。麦积山石窟以北朝窟龛数量多、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最为著称，把佛衣列入类型学研究，得出麦积山北朝窟龛分期的新结论。据金塔寺石窟佛衣类型，推测金塔寺石窟的开凿年代在太和初年。莫高窟北朝的佛衣类型，反映出其与平城、南朝及长安的关系。须弥山北朝的佛衣类型，既有东部地区的传统，也有南朝的样式；唐代则为两京地区的范式。西安地区的单体石立佛造像的佛衣类型，可分作北周、隋、和约贞观至开元初三个时期。
据以上佛衣类型的分析，梳理出南北朝至唐代佛衣类型的源流与脉络。西秦、北凉所保留的长安汉文化传统，很可能是南北朝早期文化中心的佛衣类型的源流。唐开元以前汉地佛衣演变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公元3世纪，汉地佛衣出现；第二阶段：约公元3～5世纪末叶，汉地佛衣分途南北；第三阶段：约公元5世纪末叶～8世纪初叶，可分作两个时期。公元5世纪末叶到6世纪，汉地佛衣发展亦分南北。迄至公元7世纪，进入唐代盛世统一时期，佛衣的剧变和完成汉化正发生于此间。纷繁变化的佛衣类型，大体选择沿袭了三种样式在两京地区并行，并影响至全国。阐明南北朝隋唐时期佛像着衣法式在汉地的时空演化脉络，对于认识佛教文化传播路线深具意义。在现存佛教遗迹、遗物中，佛像着衣是最具时间连续性和空间广泛性的一项主要内容，且保存现状较好，相对于其他佛教考古研究对象，其完整性与系统性的特点十分突出。因此，阐明南北朝隋唐时期佛衣在汉地的演化脉络，还能为今后佛教考古的研究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标尺。
以上是她对此书的全面总结。通观全书，她应是努力想按照季庚先生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程序进行撰写，在石窟寺考古的佛衣课题研究中，是在完成考古记录的第一个研究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她手绘的大量线图是主要的成绩）的基础上，较好地完成了题材分析的第二个研究程序，并部分完成了第三个研究程序，重点进行了与佛衣演变有关的分区分期研究。加之写作精细、论证有据、逻辑清晰，所以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绩，为推动石窟寺考古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还力图进入第四个研究程序，为今后继续在佛教题材、佛教建筑等方面的扩展研究，进一步完善佛教艺术汉化的演变过程奠定基础。期望陈悦新今后继续精进，仍能遵循季庚先生教导，扩展研究视野，以期能从佛装的局部，进而对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面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同时，我也愿意向对石窟寺考古和石窟寺艺术史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推荐陈悦新的书，阅读她的书，如同和她一起去南北东西各处石窟遗存，深入考察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佛衣的变化，追寻其演变的原因，得以更有兴趣去探究佛教在中国古代社会得以传播发展的奥秘，解析其对中国文明发展中正、反诸方面的影响，对当今社会出现的新的“宗教现象”有清醒的认识。（《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陈悦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定价98元）
（来源：《中国文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