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烟台有了一条与海岸线平行、宽阔平坦的马路，时称大马路。1910年改名东马路，但人们仍称其为大马路。1938 年恢复大马路路名，南侧与大马路平行的威海卫路、大威海街则被依次命名为二马路、三马路。上世纪50年代初，大马路仍是烟台最繁华的街道之一。整条马路招牌林立，整洁有序。
1956年春，市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街划出卫生区，分管单位必须及时清扫；不得随地吐痰，各单位都要在本单位进出口处摆放痰盂；自行车夜行必须自备车灯；马路上不得三人并行；不得随地扔果皮等等。大马路两旁的墙壁上，立即贴出了五颜六色的标语，人们都自觉行动起来，大街小巷焕然一新。然而，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先进与落后，对于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怎么办呢？那时，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插白旗，但这一招对单位好用，对个人尤其是流动人口不好使，违犯卫生规定者屡见不鲜，怎么办？
既然是广泛发动群众，学校当然也在其中，于是，“红领巾劝阻队”应运而生。
与大马路十字相交的有一条街叫十字街，交叉处位于大马路天主教堂，在天主教堂南面的十字街上，有一所十字街小学。这是一所初级小学，仅有十几名教职员工，不足400名学生。当时我在该校三年级一班读书。在班主任王馨芝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班也成立了红领巾劝阻队，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别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街执勤。
上街执勤需要喊话筒，而全校仅有一只铁皮喊话筒，那是给校长、老师应急用的，不能打它的主意。老师建议我们用纸褙做，而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同学们用来垫着写字的小纸褙都很难找到；学校组织看电影，五分钱一张票，全班仅有少数同学买得起票———五分钱，能买六七斤无烟煤，做饭能烧好几天呢。我脖子上的红领巾，就是自家用布头做的，比别人的少一截：三角钱一条的红领巾实在太贵，这成为我童年记忆中的伤痕。与我同桌的女生杨桂英，从来就没去影院看过电影，红领巾也是用旧布做的，她是杨禄奎的女儿，那位被美国汽车压死的黄包车夫就是她父亲，轰动全国的“杨禄奎事件”发生时，她刚出生不久。
千方百计，亲托亲，友托友，终于找到了可做话筒的大纸褙，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把纸褙卷成个圆锥体，然后把尖剪掉，再粘贴好，一个纸褙话筒就做好了。很快，每个小组都照样做了一个，劝阻队终于有了自己的武器，大家心里都很有成就感。
武器有了，对着它该喊什么？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又湊在一起编写劝阻词，要有礼貌，不能生硬，要让对方容易接受。集思广益，终于又编出一套劝阻词儿：“过路行人请注意，讲究卫生要牢记，不要随地丢果皮，吐痰吐在痰盂里。”“过路行人请注意，交通规则要牢记，走路要靠右边走，三人并行不合理。”还有好多，类似于自行车不准带人、夜间行车必须亮车灯等，日久年深，已经记不清了。总之，尽管有老师与家长帮助，三年级的学生能编出这些词儿来，大家都感到自己还挺棒的。放学之后，红领巾劝阻队上街了。各单位主动查找自己的不足，都不想在孩子面前丢面子。卫生区天亮前已经清扫了，这阵子是不是又脏了？卫生值班员拿着扫帚、撮子再去检查一遍。当时，马路上的汽车极少，行驶在马路上的多是人力大板车、三轮车、自行车，交通事故也很少。一旦发现有人违反交通规则，劝阻队就会举起话筒喊道：“过路行人请注意，交通规则要牢记，走路要靠右边走，三人并行不合理。”看到过往行人有乱丢纸屑果皮的，劝阻队就会举起话筒喊道：“过路行人请注意，讲究卫生要牢记，不要随地丢果皮，吐痰吐在痰盂里。”
小小劝阻队，威力大无比，孩子管大人，避免了许许多多冲突与抵触，社会风气愈加和谐。当我们戴着红领巾，行走在大马路上劝阻不文明行为时，常常受到周围众人的赞许。这一刻，我们顿感自己长高了、长大了，成了社会的主人，禁不住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红领巾劝阻队一直活跃至1958年夏，我们也离开十字街小学升入高小。
图为11月14日烟台晚报《烟台街》报样
撰文：哈本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