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刚走进办公室，助手拿了一封信给我，信封右上角贴着一颗红色的心形图案。是的，又是患者寄来的感谢信。做外科医生十几年来，我救治过的病人不计其数，自然，也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感谢信。这些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带给了我很多温暖和满足。
我示意助手把信放在桌子上，摆了摆手让他出去了。此刻，我完全没有心思看感谢信。我想，即便是心仪已久的女孩给我的情书，我也无暇打开看。因为我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一名脑瘤患者的病情已经十分严峻，保守治疗肯定撑不了几天，而做手术也只有50%的成功几率。
最关键的问题是，患者家属都不愿意冒手术的风险，他们宁愿让患者保持当前相对良好的状态——他们不相信这种状态随时可能会消失，对于我建议为患者做手术的方案也非常抵触。我当然可以顺从他们的要求，毕竟于我而言，这没有任何坏处。但做为一名医生，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我认为这个手术必须做！但家属的态度让我拿不定主意了，手术只有一半的胜算，万一失败，可想而知，家属会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头上，甚至会把我告上法庭。
“佩克医生，也许你该看看这封感谢信。”助手推门进来，递给我一杯咖啡，小心翼翼地说，“这是阿什丽夫人亲自送过来的。”
“阿什丽夫人？”助手的话让我一阵恍惚，不可置信地反问，“是那个叫伊桑的小男孩的母亲阿什丽夫人吗？”助手点了点头。
半年前，我接收了一名患者。患者叫伊桑，是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因为海鲜过敏送到医院急救。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刚开始，我和另一位医生都认为伊桑只是普通的过敏症状，后来伊桑突然出现呼吸困难，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经过好几个小时紧张的抢救，还是没能挽回伊桑的生命。
其实，严格来说，即使一开始就对伊桑进行抢救，也会是这样的结局。因为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引发了感染，基本上是无力回天了。但因为最开始的“误诊”，我心里对伊桑更多了一份愧疚。不过，伊桑的母亲，那个看起来很安静的阿什丽夫人在看了手术报告后，并没有激动地大吵大闹，只是揉着红肿的眼睛，微微对我们点了点头。
我站起身，拿起了桌子上的那封感谢信：“佩克医生，你好。伊桑已经去了天堂，那里是一个美妙的地方。而我也在一步步地从伊桑离去的阴影中走出来。感谢你曾为伊桑做出的努力，我知道，你们做了医生应该做的一切，谢谢你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读完这封短短的感谢信，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并为这两天来的犹豫和纠结而羞愧。我是一名医生，我应该做医生应该做的一切，而这之外的所有因素都不应该干扰我的判断。很感谢阿什丽夫人的这封感谢信，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没有救治过来的患者家属的感谢信。它让我明白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也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医生的使命、价值和责任。
也许，真正理想的医患关系应该是，医生能够抛却私心、无所顾忌地全力救治病人，而家属也应该充分理解和支持医生的工作，而不是各存心思，互相提防。大家说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