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周恩来同志曾设电台驻雅安，这部秘密电台的负责人，就是前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同志，其夫人秦惠芳就是这部电台的译电员。
接受重任
1942年6月的一天，夜深人静，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王少春聆听着周恩来介绍国民党川康地方实力人物刘文辉的情况和中央决定派人去搞统战工作的意图。周恩来亲切地说：“二哥（王少春排行第二，年龄又大，故老同志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还是你去吧，怎么样？”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王少春在芜湖被捕，是阿英（钱杏邨）叫着“二哥”的名，把他营救出狱；又是李克农等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介绍这个“二哥”入党的。今天周恩来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使他更充满了信心，说：“坚决完成任务，请中央放心！”
“你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周恩来关心地问。王少春恳切地说：“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了……”
周恩来安慰他说：“你放心去，我会照顾她，3年后，一定给你送去。”
刘文辉
1927年四·一二后，王少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离开老家芜湖。临走时，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哭天嚎地，拽着不让走，经他再三劝说，方才勉强脱身。谁知这一走，竟成了和亲人的永别，后来才知道他们母子都被贫困和疾病吞噬了。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经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领导介绍，1930年和秦惠芳结成革命伴侣。她是上海申新纱厂的纺织工，1931年正式参加我党的情报工作，1941年6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敌后地下工作。1932年，秦生下一女，因家贫如洗，幸由上海法国电车公司一个姓叶的职员不断周济，才得以存活。后因工作需要秦惠芳调到延安，又从延安转到重庆，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把王少春的女儿当作自己女儿对待。有一次，小家伙生了重病，周恩来急坏了，说二哥就剩下这一根苗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抢救过来。他们请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医生，找来最好的药，终于把她的病治好了。开学了，周恩来把她交给陶行知，进入育才学校读书。
赴雅安建台
7月24日，王少春一行到达雅安，着手开展工作和学习，等待国民党24师参谋长张伯言安排与刘文辉接触的时机。
一天，刘文辉早早地在会客室里等待着，不久即见张伯言引进一个人来。只见来人中等个，50岁左右，小平头，正方脸，两道浓眉，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给人一种胆识俱备、举止老练的感觉。张伯言把王少春介绍给刘文辉，刘上前操着浓重的四川腔招呼说：“一路辛苦了，请坐！”王少春首先代表周恩来表示问候，而后同刘文辉一起就有关事宜进行了磋商。双方商定，王少春作为刘文辉的私人顾问，以张伯言的朋友为避日军之难到雅安暂住；报务员杨作爱是王少春的秘书，译电员秦惠芳是教书的，称方先生。联络方式指定由川康边防指挥部参谋长、刘文辉的心腹张伯言同王少春单线联系，不与外界接触往来，如有急事则临时约时间、地点，与刘文辉直接面谈，如刘不在时，则用书信往还；物资方面由刘文辉提供。王等人的住处选在偏僻的、张伯言早已废弃的旧旅部，一座破庙似的院子里。
1938年，刘文辉全家照
一切商妥后，王少春返回旅社，用5天时间对住地四周的环境及雅安的社会情况作了初步的调查，遂决定架设单独的秘密电台，与延安建立直接联系。
坐落在雅安城南苍坪山下的那所院落，正前面是一片荒芜的草坝，中间是空地，后部左右各有3间破房，中间是堂屋，左房住着王的女儿（3年后，周恩来派人送至王少春身边的），右房是王少春夫妇的卧室，旁边是电台室，院后角有几棵古树，院外左边是条通往山上的曲径。此外，他们住地四周，还布满了刘文辉部的各式电台，包括参谋部的、军部的、三青团的，还有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的，反倒起了一个掩护作用。
8月1日，他们按照中共南方局编好的密码，第一次建立了同延安的联系。从此，每天深夜l2点都要和延安联络1次，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接受指示；平时，主要是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
开展工作
电台沟通联络后，如何开展工作？大家重温了周恩来的指示：“蒋介石排斥异己，与刘有某些矛盾，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去做工作；去后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失败，主要是策反刘文辉及潘文华、邓锡侯；要生根立足，起码做3年打算。”他们决定，要对刘文辉以诚相待，千方百计拉住他，不让他倒到另一方去，同时设法保住他的武装，保护好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他们还对刘文辉及其辖地和部队作了全面调查，认为西康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封建迷信浓厚，文化落后，土匪武装多；虽蕴藏着丰富的地下资源，但交通不便，是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刘文辉是集地主、军阀、官僚于一身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其反蒋虽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和共产党拉关系也是基于个人的利害，但一定要按中央的指示，竭力地争取他。
为了帮助刘文辉了解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自建立电台的第一天起，凡收到明码电报，王少春都要用毛笔抄写一份送给刘文辉看，前后共8年从不间断。刘文辉对这些抄报是每日必读，有时事情多忙不过来，就利用抽大烟的时间，边抽边看，时常看得入神，忘了抽烟。
西康省成立仪式
有一次，在收抄新华社播发的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后，王少春赶快派专人送给刘文辉。刘文辉读过康有为的“维新”著述，学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但是从未接触毛泽东这样深邃的见解。读后连声称赞：“好文章！好文章！”然而，对于这样的“好文章”，刘文辉虽是拜读再三，可有的问题仍难以理解，疑虑自己是革命的对象，即使倒向人民方面，也不会被谅解。他去请教王少春，王少春耐心而诚挚地告诉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不是消灭个人。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同他们合作的。”王少春还列举了李鼎铭先生参加联合政府，国民党26路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的事实加以说明，刘文辉听后连连点头。
共同对蒋
除提高刘文辉对共产党的认识外，王少春还和刘文辉共同商讨反蒋的具体办法，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曾帮刘文辉化险为夷。
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间，蒋介石曾借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命令24军出兵讨伐西藏，另派中央军的两个师进驻西康接防，借图藏以图康。为此，刘文辉和王少春经过一番磋商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拟定了作战计划，开了一个向蒋要枪械、要装备、要经费、要扩大编制补充实力的清单，指派军参谋长伍培英专程到重庆坐催。蒋一见此“计划”又气又恨，又说不出口，只好派何应钦出面，以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为由，宣布“对藏用兵暂缓进行”。
王少春除了直接做刘文辉的工作外，还经常搜集一些重要情报，上报延安。早晨，他穿着一件白土布对襟上衣，青色宽裤腰的肥腿裤，裤脚系上带子，精神抖擞地上苍坪山去打八卦掌。当时的苍坪山，是国民党官员汇集的地方。国民党24军、西康省政府和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要员常常上山打拳练武，同时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其中也不乏对蒋介石不满的议论和涉及国民党军情的消息。但是，他们都视王少春为刘文辉的幕僚，所以从来对他不作回避。王少春手在练拳，耳在静听，有时也凑过去搭汕几句，利用一切时机搜集情报。
王少春的地下发报机
一天早晨，王少春与一个军官闲聊得知，胡宗南曾派人借口来雅安安置军官家眷，见刘文辉满口答应，接着又透出胡部想经过雅安、开往云南的问题，被刘文辉以山多林密，人烟稀少，大部队行动困难，必须自带粮草为借口，周旋应付过去了。
王少春将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可是中央方面总是无法接收，急得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像只热锅上的蚂蚁。“这是特急报，老发不出去是要误事的呀！”王少春边走边说，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新报务员石励说的。过了几分钟，仍发不出去，一向乐呵呵的王少春眉毛倒竖，眼睛也瞪大了，提起笔来，在石励面前写了句英语“Go away”，要石励立即发出去。石励莫名其妙地望着他说：“英语怎么发呀？”王又译成中文“滚蛋”。石励怔了一下，说：“骂人是犯纪律的啊！”王少春说：“骂人是小，误事是大，你发，将来我检讨。”石励没法子，只好发了个“99”，就是把“滚蛋”变成了“换人”。
事后才知道，当夜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下大雨，雷电干扰太大。过了几天，中共中央来电嘉奖全体电台人员，称提供的这些重要情报，对军委指挥西南战役很有参考价值。
战胜困难
从1942年7月建台到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起义，王少春等在雅安坚持工作了8年，工作和生活都是艰苦的。王少春不仅要和自身疾病作斗争，还要与敌人巧妙地周旋，战胜种种险恶。
有一次，军统局发现他们电台的信号，便急电雅安组长徐伯威，令其查明具复，同时派两名特务前来侦破。王少春他们事先得知这一消息，连夜作了对付意外的准备，把收、发报机卸下来装箱，妥善地隐蔽起来。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谨慎防范，担心万一露出破绽，会给党带来损失。好在刘文辉态度鲜明，来了个矢口否认。特务经过一番侦查，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弄得好不沮丧。
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又派在24军任政训处长的丁国宝用电台来侦破。王少春他们侦听到该台信号，便立即去问刘文辉：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特务搞电台来雅安，你还不知道！刘文辉一听急了，立即派人去把这部电台予以没收，并把丁国宝撵出雅安。
王少春雅安苍坪山的秘密电台所在地
有一次，王少春去成都汇报情况，在返回雅安的途中，被土匪把钱和东西抢光，而且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扒去，仅给他留下一条短裤。他赤着上身，拖着病躯，又冷又饿，白天找个破庙躲着，夜里才出来赶路。当他借着夜色的掩护返回住地时，石励吓了一跳，连问：“你是谁？”“我是老王，你怎么认不出来啦！”石励赶快去找衣服来给他穿上，可王少春还风趣地说：“我是在进行马拉松运动。”石励关心地问：“这几天饿得够呛吧！我去做点吃的。”王少春不在乎地说：“早就习以为常了……”
在8年的日日夜夜里，王少春他们战胜了一个个的困难。住的是透风的破庙，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夏天睡报纸，冬天睡稻草，没有看过戏，也没有进过餐馆，这些他们都不在乎。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一度产生疑虑，对王少春他们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开始刘文辉对他们比较热情周到，派了四五个警卫员跑前跟后，现只剩下一个叫戴吉安的士兵。这一变化，王少春他们并不在意，但恼火的是没有干电池。没有电源，就无法与党中央联系。过去刘文辉派人送来的都是新电池，而现在拿来的却是旧电池，没法用，石励只好在电池底部凿几个小洞加些盐，土法充电，勉强维持一阵。刘文辉还减少了对他们的供应，机器没有电池，人也没有经费了，几乎闹到断炊的地步。
后来，他们发扬南泥湾的精神，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来个生产自救。
王少春面对当时的处境，一面向组织反映，一面严肃地告戒刘文辉：“你要当‘政治家’，不要当‘政治商’。希望你把眼光放远点！”
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便通过王少春转告刘文辉：“如果认为不需要，请你们买张飞机票把他们送到香港，包括飞机票钱都会给你们送来。”这下刘文辉才警觉起来，逐渐改变了态度。
后来，周恩来指示王少春去成都，由张友渔代表组织给了些钱。由于当时国民党地区通货膨胀，他们马上买了2个金戒指、1个金手镯，以备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1949年，刘文辉等率部起义，群众夹道欢迎
那时，王少春他们生了病，既无医又无药，轻病拖成重病，重病积成残疾。杨作爱刚到雅安时身强力壮，由于整天在阴暗潮湿的屋里工作，染上肺结核病，因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南方局遂派身体更强壮的石励接替杨作爱，石励来后工作了一二年又病了，来时红光满面，现在是面黄肌瘦，不时发烧。王少春急得没法，想送他去看病，又没有钱，只好找个偏方，买了点肉给他炖芭蕉花吃。秦惠芳脊椎骨折，需要及时住院治疗，可手里没有钱。她把长期节省买下的2个金戒指拿出1个换成钱，还是住不上院。因为住院费要22元，而戒指只卖了20元，还差2元，她只得在家躺了两个多月，带病坚持工作，以致腰部落下了残疾。
迎来胜利
1949年春，形势很紧张，敌人的活动更加频繁。组织上决定要秦惠芳连同她的女儿先转到香港。秦惠芳走后，她的译稿任务就压在王少春身上，他一人顶两人干，带着病日以继夜地坚持工作。
周恩来自始至终亲自指导着王少春策动刘文辉起义的具体工作。12月5日，周电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王少春不仅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指示转告刘文辉，并提出了具体意见，督催刘行动。
人民群众夹道欢迎我军进入成都市
1949年10月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相继解放了西宁、银川、广州等地，战争中心逐步转向西南。王少春劝导刘联合西南实力派走起义的道路。刘文辉虽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王少春对刘文辉说：“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写自己的历史。”并针对刘文辉既怕被蒋介石杀害，又怕保不住自己权力的思想，严肃指出：现在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抓紧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为人民立功。
经过反复工作，及国内局势一天天明朗，刘文辉终于表态要起义了。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雅安发表通电，宣布起义。雅安苍坪山下的红色电波划破万里长空，载着川、康将领的心愿，载着党的儿女的红心，飞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告了起义的喜讯。
王少春的心久久不能平静。8个春秋，他们经历了“雨城”雅安的多少风风雨雨，聆听、传播过多少来自红岩村、延河之滨、西柏坡，和来自中南海的声音！
蒋介石听到刘、邓、潘起义的消息，担心“西安事变”重演，10日清晨，仓皇飞往台湾。
全国解放以后，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赞扬王少春同志任务完成得好，并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的副署长。1955年5月10日，王少春由于旧病复发在北京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家属说：“我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共产党员，不留什么！”
版权声明：本文刊载于《军事文摘》杂志2017年第11期，作者：雷辉志。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事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