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给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深刻的影响，创深痛巨，它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反复思考的。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虽有洋务运动，因与日本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其成果不能与明治维新相比较；清政府缺乏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清醒判断，在国家安全上未能作出有效准备；清王朝政治腐朽，体制内耗严重，领导力量薄弱，日本却组成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形成“集中目标，讨伐中国”态势。战端一开，清政府惊慌失措；清政府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没有做战争准备；清朝的军事体制落后，难以指挥调动、形成合力，在军事上清军战略上消极防御，步步退让。日本在战役指挥上，总是先下手为强，每一步都是先手，不给对方留下后路；国际环境总起来讲对清政府不利。以上罗列的这些失败因素，大体上已经形成公众共识。这些历史教训，值得今人认真体味。
还有一个原因，去年未能深入探讨。这个原因，就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贪腐。为什么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1888年成军后就不再从事建设？为什么海军的一些舰船临阵脱逃？为什么陆战战场临敌的将军们见敌就逃，不能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这些都与政治腐败有关，政治腐败中，除了制度因素外，就是官员的贪腐，首先是最高统治集团的贪腐。
北洋水师普通士兵
实际上当权的慈禧太后是统治集团贪腐的典型。1894年11月，是叶赫那拉氏的60寿诞，她要仿效乾隆皇帝榜样，大做庆典，把祝寿当作国家头等大事，指定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一批大官僚专门筹备。为此在前一年就成立庆典处，专事筹办。户部奏报，耗费在庆典上的经费账面上是541万两，拨给前线的军费却只有250万两。世铎等阿谀逢迎，大事铺张，指派地方文武大员来京祝寿，命令各省派道、府、县令先期到京城布置景点。那拉氏准备在生日那一天(11月7日)，在颐和园接受百官祝贺，然后回宫。自西直门外关厢到西华门，沿路搭盖戏台、经坛，陈设景物，争奇斗巧。那拉氏特拔内帑银一千万两，另外户部请准一百五十六万两，作为举办庆典经费。中央及地方文武官员捐献的一百二十万余两和民间“报效”的不在其内。那拉氏担心延误做寿，支持李鸿章主张，但求从速对日妥协。翁同龢等乘机攻击李鸿章，反对妥协乞和。这样，帝党、后党，主战、主和就连到了一起。形式上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两派对立。但是哪一派也没有拿出对付日本侵略的办法来。
大典期间，正当大连湾、旅顺战事紧张，叶赫却在颐和园听戏三天，诸大臣陪同听戏，视国家大事如儿戏，视前线战事如儿戏。
颐和园
生日受贺在颐和园举行。修缮颐和园成为庆典成功的大事。修缮颐和园耗费甚巨。根据近年学者考证，颐和园工程经费总计814万多两，出自海军衙门经费735万多两，出自总理衙门经费77万两，其中属于挪用海军衙门经费有705万多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