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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其实赵匡胤智者千虑近乎万无一失

2018-04-19 22:58    

宋代史书在记述“陈桥兵变”时,都极力强调赵匡胤是在禁军的突然策动下被迫做皇帝的,他本人并未参与策划此事。后代也有人认为此事是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如清初诗人查慎行曾说:“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事实上,疑案不疑,赵匡胤不但参与策划了此次兵变,而且是此次兵变的幕后总导演

后周世宗柴荣的英年早逝以及随之出现的“主少国疑”的形势,为赵匡胤策动兵变、夺取帝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

在此以前,他对英明神武的世宗一直是心存敬畏的,并且也以自己的忠诚、勤勉和战功赢得了世宗的信任。可以说,没有世宗,就没有赵匡胤在军中的地位和声望。如果世宗不死,赵匡胤也许会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地位和声望,不至于心生他念。

但赵匡胤绝非凡夫俗子,他具有一般武人所缺乏的胸襟、城府和远见,懂得怎样创造机会、利用机会。一旦机会来临,他是绝不会与机会失之交臂的。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生逢乱世,没有军队是成不了英雄的。赵匡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但懂得军队的重要,更懂得人心的重要。因而在获取军权的同时,也处心积虑地笼络人心。

陈桥驿

年轻时的赵匡胤长得体格魁梧,擅长武术骑射,为人豁达大度,气概非凡。后汉初年,他离开父母,出外远游,希望能找到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处所。当时正逢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领兵讨伐李守贞的叛乱,赵匡胤就应募成了郭威帐下的一名士兵。

951 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政权。赵匡胤结识了郭威的养子、时任开封府尹的柴荣,并受到柴荣的信任和器重。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 年),郭威病逝,柴荣继位,史称周世宗。

当时盘踞在太原的北汉政权利用后周权力交接、政局不稳之机,引契丹为援,率军大举南犯。后周世宗力排众议,御驾亲征,在高平(今山西高平)大败北汉军。在这场关系到后周生死存亡的大战中,赵匡胤因为功勋卓著而被世宗提升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一跃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

高平一战的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赵匡胤赢得了后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柴荣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的快速升迁。

北汉、契丹联军与后周之间的高平之战

高平之战后,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大批裁撤老弱病残。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世宗决定把天下勇武之士招募到京城,从中再加以严格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而负责这次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

这次经历对赵匡胤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不但在这支新军中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同时也借此机会广结党羽,使许多禁军将领都成为他的亲信,为日后的“黄袍加身”埋下了伏笔。

959 年后周世宗在北伐契丹的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半个月后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后周世宗的英年早逝,不但使他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神武雄略”无法实现,而且也断送了建立才九年的后周政权。他的刚满六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史称恭帝。后周顿时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

周世宗柴荣(921年—959年)

柴荣曾协助其养父郭威举兵灭亡后汉,建立后周。对于武将拥兵篡位,他是有所防范的。在北伐契丹途中,他偶然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的字样,顿时心生疑忌。

“点检”是殿前都点检的简称,为殿前军的主帅,在禁军将领中地位最高。当时担任该职的是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928年—1000年),是周室的外戚,位高权重。世宗便把他当成了首要怀疑对象,在临死前罢免了他的点检之职,改由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担任。

在世宗看来,赵匡胤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知遇之隆,世所罕见。同时,赵匡胤也是新近迅速提拔的将领,与后周王室和朝廷重臣没有什么渊源,且为人豁达仗义,由他担任禁军首席将领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

然而,正是这个世宗认为可以信任的赵匡胤,此后仅仅半年,就依靠禁军的力量,发动兵变,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帝宝座,建立了赵宋王朝。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976年)

早在后周世宗大力整顿禁军时,赵匡胤就负责殿前诸班的组建工作,因而在殿前军中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再加上他为人大度,遇事能为部下考虑,因而素得军心。等到他取代张永德担任殿前都点检时,便成为殿前军无可争议的统帅。

再看看兵变前禁军两司的其他高级将领:

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此人与赵匡胤素来友善,赵匡胤常以兄长之礼事之。

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又同属殿前司系统,都是赵匡胤的心腹。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侍卫亲军司主帅,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位高权重,跟赵匡胤也没什么交情,但此人在世宗死后不久就被派往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其侍卫亲军司主帅一职已有名无实,难以遥控京城事态。

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资历老,地位高,在李重进调往扬州后成为侍卫亲军司的实际主帅,但此人素无谋略,性情粗暴,常常任意残虐部属,因而得不到将士的拥护,被人讥骂为“韩瞠眼”。据说,他的儿子见赵匡胤的威望日增,曾劝他早做提防,却被他拒绝了,结果父子俩都在兵变中死于非命。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与赵匡胤素来关系亲密,当时正受命戍守外藩。

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将家子弟,性格忠厚率直,兵变时随赵匡胤一起“北征”。赵匡胤当皇帝后,他还成了赵匡胤的妹夫,两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人仁厚,也不会对兵变掣肘。

由此可见,到兵变前夕,赵匡胤不但已经掌握了殿前军的指挥权,而且使禁军的不少主要将领归附到了他的门下。至于极少数可能构成威胁的将领,要么被远远地调离京城,要么就是头脑愚蠢的孤家寡人。这一切表明,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篡夺皇位了。

赵普(922年—992年),北宋开国功臣

实际上,策动兵变的计划可能在后周世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根据以往的经验,主帅拥兵在外,成功策动兵变的可能性最大。

这是因为,以某项军事行动的名义可以造成兵力的最大集中,只要切实控制了强大的军队,就能确保兵变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时,主帅也可借此对兵力配备和人事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安排,以避免兵变实施过程中的掣肘和其他不确定因素。

为此,赵匡胤及其亲信效仿后周太祖郭威的故智,制造了北方敌人来犯的谎言——此次契丹和北汉“合兵入侵”,在辽朝史书中并无记载,陈桥兵变后也再无人提及,仅说敌兵自动逃遁,因而可视作子虚乌有之事,纯属赵匡胤及其亲信策动兵变的借口。

宋太宗赵光义(939年—997年),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名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又改名赵炅。

另外,兵变时机的选择也十分恰当。当时世宗新丧,恭帝幼弱,王纲不振,朝廷内外人心惶惑,正是枭雄逞其异志的最佳时机。不仅如此,赵匡胤及其亲信还趁机大造舆论,推波助澜。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黄口小儿也知大变将至。

种种迹象表明,在大军出发之前,赵匡胤已经对兵变做了周密部署:

为了确保计划的万无一失,他先支开尚非死党的慕容延钊,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

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己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

将两位铁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

此外,就连自己家属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仔细考虑到了: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出军之时,赵匡胤的家人都躲进了名叫定力院的寺庙内,以防不测。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需让赵匡义、赵普等人出面张罗就行了,赵匡胤本人尽可放心“酒酣”“醉卧”,直至荣登大宝。

当然,此次陈桥兵变也表现出跟以往兵变截然不同的特点。五代时期的军将之所以乐于从事拥立的勾当,无外乎贪图富贵荣赏。

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因而几乎每次兵变都伴随着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给老百姓尤其是京城士民造成巨大灾难。后唐明宗入主洛阳,京师大乱,烧抢不息;后周太祖策动兵变,许军士“旬日剽掠”,于是众皆踊跃,汴梁为之残破。

此次陈桥兵变,虽也出于将校士卒喜新厌旧、贪图富贵的惯性,但因为赵匡胤严申纪律,约束部属,因而没有出现以往兵变常有的大破坏、大劫掠。一回开封,他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

禅位后,后周宗室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范质、王溥等前朝大臣继续留用,就连企图反抗的韩通也被加官厚葬,政权移交的过程是在和平、稳定的状态下顺利完成的。所有这些,都被人们作为宋太祖的仁政而称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营造出了民心所向、天命所归的祥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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