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害怕，大声说出来
著名的好莱坞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多年以来性骚扰女演员和员工的性丑闻，被《纽约时报》及《纽约客》曝光。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除了被自己创立的影业公司开除、多部电影的制作人身份被除名、还将面对来自纽约警方和伦敦警方的司法调查。
数天前，《纸牌屋》的男主角凯文•史派西曾性侵男青年演员的丑闻也被曝光，虽然他试图利用“出柜”一事来转移大众视野，但舆论却并不买单。因为主演的不端品行，Netflix（《纸牌屋》的制作公司）于上周宣布，停拍凯文•史派西担任主演的电视剧《纸牌屋》。
这两件事在好莱坞迅速发酵，曾被性骚扰过的演员们纷纷站了出来，对公众倾诉自己曾经遭受的不正当对待，并指控韦恩斯坦和史派西。《纽约时报》紧锣密鼓的追踪了多篇针对韦恩斯坦的后续报道和时评，而“职场性骚扰”这个话题，也被国外的媒体们推向了新的高度。
不少人对这件轰动好莱坞的大事发表了看法，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评价称：“在我们的行业中，对于性掠夺行为和工作中的性骚扰刻意无视、可耻地同流合污的时代结束了。”他们认为，像韦恩斯坦和史派西这样的“大人物”因为性骚扰罪名而倒台，具有唤醒公众意识觉醒的里程碑式意义。
这样的预言有些过分乐观了。有权势的男性被性骚扰传闻扳倒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最终它们对铁板般的社会现状造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此前希尔诉托马斯(Hill-Thomas)性骚扰案听证会，克林顿弹劾案听证会，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性侵案庭审，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比尔·奥莱利(BillO'Reilly)等福克斯新闻(Fox News)骚扰丑闻，都曾激起过美国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但最终也只是停留在争论阶段而已，并未引起民众对于这件事的真正重视。
更何况，美国已经针对性骚扰行为制定了完备的《反性骚扰法》来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然而这部法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标签性骚扰的概念源于美国，那里诞生了全球的第一个性骚扰判例，并推动了美国一步步建立起了完备的《反性骚扰法》。
判例的当事人叫做路易斯，是某个矿场的第一名女矿工，男同事觉得很好奇，就经常在她面前讲黄色笑话，还有领导试图在电梯里强行亲吻她。虽然路易斯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后来这个矿厂进来了越来越多的女工人，她们一起交流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遭受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于是，在1984年的时候，女工人们向州政府提出了起诉。这场官司一共打了11年，一共14名女工都打赢了官司。而当事人路易斯，则拿到了100万美元的赔偿款。
所以在美国，性骚扰是相当恶劣的罪名，也是对个人品行的严肃指控。但即便是在拥有《反性骚扰法》的美国，性骚扰行为的发生频率依旧非常频繁，频繁到让不少人都觉得习以为常。美国的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每年会收到超过1.2万份涉及性骚扰的指控，其中女性约占投诉者的83%。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此次韦恩斯坦的丑闻陆续曝光以后，好莱坞的男人们都没有对此发表过多的言论。很明显，这并不正常，也不符合热衷于表态的好莱坞演员们的行为逻辑。在这些男人们看来，举报性骚扰这件事显得小题大做了。他们的缄默除了避免引火烧身以外，还暗示了一种无所谓的轻佻态度。
智库“新美国”的总裁安玛丽•斯劳特认为：“性骚扰仍在不断发生，不是因为男性不知道性骚扰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会被抓到或遭到惩罚。”
不只是娱乐圈，美国政界的最高领导领导人特朗普对职场性骚扰的态度也令人玩味。《今日美国》的一名专栏作家曾采访特朗普，如果他的女儿伊万卡成为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他认为应该怎么办。结果，特朗普并没有要求开除骚扰者，而是说：“如果属实，我会认为她应该换个职业或换一家公司。”
标签多么轻飘飘的回答。父亲对女儿遭遇不公待遇的态度尚且如此，又何谈社会上的其他男性呢？除了男性的认识程度严重不足，女性受害者的沉默也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对性骚扰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委员会一个工作团队的联合女主席说，遭受性骚扰的每四个人中，大约有三个从未向当局举报此事。他们说，女性通常只是“避免骚扰，否认或淡化情况的严重性，或试图忽视、忘记或忍受这种行为”。
而在中国，关于职场性骚扰的调查数据更是少得可怜。要么样本量严重不足，要么调研机构权威性欠缺。我们可能听过了太多的关于职场性骚扰的民间故事，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份覆盖面广，数据翔实的调研报告。至于举报，那更是想象中的女英雄才会去做的事情。因为大多数女性面对职场性骚扰，都是选择缄默不语。
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一个以“是否遭受过性骚扰？”和“讲出你的被性骚扰经历”为主题的投票征集活动。那条微博的阅读有11万之多，但评论回应却不过21条，参与投票的人仅仅只有不到30个人而已。
标签这当然不能作为“受害者有罪论”的证据，安玛丽•斯劳特该现象的解释是：“正如一个又一个的韦恩斯坦受害者所表明的那样，女性不敢报告性骚扰事件，因为单个的受害者与骚扰者之间权利不平衡。”
正如斯劳特所说，女性不敢报告性骚扰事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早在《纽约时报》推出那篇关于韦恩斯坦的调查报道之前，就有已经有不少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在持续关注着他的性骚扰传闻了。《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资深编辑金·马斯特斯(Kim Masters)表示自己多年以来一直在追踪韦恩斯坦的故事，有一次报道甚至都已经成型了，但却因为受访者害怕被韦恩斯坦报复，临场退缩。所以，马斯特斯最终也没能将那篇报道刊发出来。
那么为什么现在韦恩斯坦的性丑闻报道终于得见天日了？是因为揭露者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等人不害怕他了吗？既是，也不是。
有人猜测，给予艾什莉·贾德等人勇气的原因是韦恩斯坦已经失势了。
猜测并非空穴来风，韦恩斯坦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从奥斯卡上获得过奖项了。而在新一年的颁奖季到来之前，韦恩斯坦手中的新作品质量也令人堪忧。除了失去对奥斯卡奖项的控制权，他的公司也出现了问题，数个影视项目亏损不说，多位高管还相继离职。韦恩斯坦或许曾经是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但现在他已经大厦将倾。
可以想象，韦恩斯坦如日中天的时候，性骚扰举报会如此大量出现吗？大概不会。
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阻碍了被害人对性骚扰的举报——取证困难。与多数违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太一样，性骚扰很难被取证。有律师介绍称，性骚扰有隐蔽性和偶发性的特征。由于发生的时候时间往往很短——可能就几秒钟的时候——加上因为很害怕，最终当被害人反映过来，想做点取证措施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两个特征导致了性骚扰案件中取证难是很多被害人维权的障碍，进而导致有不少女性干脆选择不去维权。
在中国，民事案件的准则是“谁提出谁举证”。这对当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忍受性骚扰带来的身心不悦以外，她们还需要留意保存相关的有效证据，例如使用手机录音，拍照等功能。
除了谴责每起性骚扰案件中的当事人，还应当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对性骚扰的社会认识太过滞后，对女性的尊重程度远远达不到文明期望的目标。
性骚扰是个全球都要面对的长久性问题，任何国家也概莫能外。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要对未来保持期待，虽然公众意识觉醒的转折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但每次只要有一名女性敢于站出来，为自己的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发声，我们就有希望向着“达成社会共识”的关键时刻再迈进一点点。
如果你遭遇到了性骚扰，别害怕，大声说出来。
如果你身边有遭受到了性骚扰的朋友，鼓励她，大声说出来。
文：《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记者庄兼程
值班编辑：陶小草
▼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