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不到300年的历史，崛起了诗的群峰，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其中之一。
白居易认为，为文或歌诗，之于朝廷，旨在“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之于社会，旨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并写下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千古名句。语虽简短，却是白居易的文学宗旨与创作总纲。文中的“时”与“事”，与今之“时事”相去不远。“为时而著”，强调创作要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为事而作”，强调创作要因事而发，裨补世事。文学创作囿于“时”而基于“事”，文学作品应于“时”而及于“事”。作为“社会意识”的“诗”、“文”反作用于作为“社会存在”的“时”、“事”，“诗”、“文”为“时”、“事”而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白居易的“时”与“事”，似乎隐含了统治者及其行为的文学客体地位。文学能否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允许创作，能否倾听民声。白居易以上古帝王作譬喻，说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舜）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桀）荒矣。”只有在“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能够保证的情况下，“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的上下关系才会形成，通过“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才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文人当然是文学的主体，白居易却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文人中存在两大倾向，一是阿谀逢迎、谀时媚世。在当时，“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策林》）”，“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采诗官》）”。一些御用文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唱赞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救失之道”遁迹，“谄成之风”大炽。他担心，如此下去，统治者不见弊端丛生，只道歌舞升平，不闻啼饥号寒，只知琴瑟钟磬，必然导致施政失误，国运衰微。这种虚美媚世、取悦邀宠之作，“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二是沉溺风月、逍遥山水。白居易认为，大约从谢灵运、陶渊明开始，文学的锋芒已销蚀殆尽，“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至于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文学造诣华丽上乘，然而，“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这样的作品，于世道人生何益？他甚至对作为本朝早期大家的李杜，也深感缺憾。李白之作，虽然“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然则“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之作“可传者千余首”，而像“三吏”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作品，“不过三四十首”。在专制政体下，由于创作空间逼仄，创作风险高悬，一些文人雅士“避席畏闻文字狱”，只好退隐山林，避居乡间，对于国难民瘼置若罔闻，整日吟风弄月、卿卿我我，或在古籍中淘生活，或在琐碎中觅生机，醉心于铜臭女色，止步于搜奇猎怪，满足于追名逐利，诚可谓“著书只为稻粱谋”了。
白居易赋予文学以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作为文学介入、干预社会之手段，“文士褒贬”执掌着“惩劝善恶”之柄，“诗人美刺”秉持着“补察得失”之功。因此，文人不应逃避现实，自废武功。白居易笔下的“褒贬”、“美刺”，近于当代的“歌德”与“缺德”之争。他并不认为“褒”与“贬”、“美”与“刺”是对立的。“褒”、“美”属于“扬清”、“鼎新”的范畴，而“贬”、“刺”属于“激浊”、“革故”的范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痛心于“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在文学实践中，他积极推动新乐府运动，大量创作直指时事政治、世道人心的讽喻诗。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诗作，如果以美刺两类粗分，属于“美”者有8篇，属于“刺”者有30篇，介于二者之间的也带有劝诫、警策、辨析等内容。比如，其中的《卖炭翁》、《骊宫高》批评的是皇室；《黑潭龙》、《官牛》挞伐的是官吏；《杜陵叟》、《缭绫》披露的则是民瘼。他的作品的确力行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
白居易自嘲，“”他明知写风花雪月可保身，书谀词谄语能升官，却不屑为之，终因写诗受到诬陷，并被削职罢官。《与元九书》，就是被贬江州时所写。晚年的白居易变“聪明”了，他放弃了“兼济天下”，只求“独善其身”，仕途是顺利了，但在创作上却失去了早期的锐气。（安立志）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