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做青年影像论坛，就看过这部影片，不过，对本片我总是有些抗拒，因为这是一部看起来偏主旋律的电影。
但是，还是会关注这部电影，是因为本片导演杨蕊，有多年民族纪录片执导经历。她自己执导的纪录片《毕摩纪》《翻山》《图腾之旗》，也有不少人看。而这些都会是这部电影的根基。所以，也因为她长期对少数民族的关注，才成为她执导这部《金珠玛米》的原因吧。
而关于她的电影，有一个人来写，始终是特别适合的，那就是我在影向标的老朋友，风间隼。因为对少数民族和人类学的研究，其实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接下来，就看他怎么介绍这部电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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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题材的电影，一方面交集了民族与宗教的双重敏感性，向来是难以自由表现的领域。另一方面又因为吸引了几乎世界性的精神向往，而显得自带光环。
这样特殊的审查和舆论环境下，西藏题材电影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分裂的趋势。一方面是越来越集中于神秘主义体验的领域，例如近年来银幕上涌现的《转山》《七十七天》《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等作品。
虽然所有的追寻最终都指向“不可说”，但并不妨碍左手仓央嘉措，右手纳兰容若的内地文艺青年们在银幕上的风马、经幡和雪山之间找到心灵的归宿。
另一方面，关于西藏的现实题材则越发走向不但审查机构看不懂，普通观众也看不明白，甚至根本看不到的境地。这一半是因为无缘于商业电影市场的自我放逐，另一半则源于创作者主观的艺术诉求。
近年来在评论界广获好评的万玛才旦、松太加等藏族导演的作品，善则善矣，终究落在了大众的视野之外，殊为可惜。
从这个意义上说，敢于直面“十八军进藏”这个超级敏感话题的《金珠玛米》，堪称近年来涉藏题材电影中的一个异数。也只有在上文所说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来谈论这部电影的成就与不足。
《金珠玛米》的定位，应该是一部披挂着主旋律外壳的商业电影，内核里包裹着强烈的人文诉求。这不仅仅是读解的问题，而是缺了其中任何一环，这样的一个“异数”都难以出现在观众面前。
先说主旋律。
影片的开头，是第十八军152团迂回昌都途中遭遇断粮的真实事件，结尾定格在汉藏军民携手的昌都解放纪念碑上，无疑依托的是解放战争的大叙事。剧情围绕着解放军借粮事件展开，讲述了一个小战士如何在生死考验中赢得了藏民的信任，争取到藏地民心的故事。
但“主旋律”并不意味着虚假，影片对历史背景的展现颇为忠于事实。男主角背诵的“不准进入老百姓家，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要留一点”等等，是当年十八军为进藏特别制订的纪律。
事实上比起马丁·斯科西斯电影里列成方阵，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在满天尘沙中挺进的漫画式共产党军队的形象来，影片中纪律严明，时常面临断粮窘境的解放军战士反而更接近历史上十八军的真实状况。
一个误入他乡的闯入者，挑战了本地传统的当权者，与此同时又要面临爱情的诱惑和匪帮的威胁，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片架构。让人想起美国西部片中常见的牛仔、警长和印第安人，或是冒险电影中的类似设定。天高地远的中国西部，理论上具有移植这一模式的天然优势。
刚上映不久的《皮绳上的魂》就以三条交叉的线索，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西部复仇故事。然而一旦指涉中国现实，既有类型片的水土不服之处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是我们不可能将兄弟民族当作“野蛮人”来处理，其次是孤胆英雄式的对抗模式也不符合那场战争的史实。所以《金珠玛米》将故事后半段落脚到帮助部落爱情与旧权威的对峙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合理规避，虽然从类型上来讲略有错位，这导致了影片后半段的节奏和情节有些散乱。
商业片离不开视觉刺激，从《农奴》结尾优美的兵匪追逐，到《红河谷》中宏大的战争场面，涉藏电影在这方面的尝试只能说是零零星星，而对自然奇观和民族血性的商业叙事元素提炼，也正体现出《金珠玛米》的可贵之处。
影片中大量使用的航拍镜头展现了川藏交界一带壮美的自然景观，有效烘托了剧情背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片中大量的追逐和动作镜头，放在内地来看自然不算出奇，但考虑到是在4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拍摄而成，一些不足也就情有可原了。
这些视觉刺激放到商业大片里不算什么，但至少是种姿态，表明了这真是一部拍给普罗大众而非文艺小众看的电影。放到上文说的涉藏电影大环境下来看，我认为这种创作倾向值得我们认真鼓励。
《金珠玛米》的人文内核，生动体现在片中的各个人物身上。不同于主旋律电影中刻板的人物塑造，片中无论是解放军战士、土匪、藏民还是贵族土司，都有着丰富立体的性格。
小战士华山即使孤身一人也要完成任务，体现出极强的纪律性，却为了挽救战友生命而偷采百姓的圆根。
“多民族联军”的土匪有草菅人命的凶恶，也有儿女情长的温柔，最后跳出时代洪流纵情天地，显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主体性。影片中最精彩的角色要数多布杰扮演的藏族土司，这个旧秩序的维护者既有审时度势的精明，也有着非理性的迷信和深情。
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也不是体现某种神秘主义的符号，而是各说各话的多声部大合唱，这让影片有了一种人性和历史的质感。我认为这种现实主义的质感正是《金珠玛米》不同于其他涉藏电影的特点，这与导演杨蕊多年拍摄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经历显然密不可分。
影片的最后，旧有秩序冰消瓦解，一个新秩序隐隐呈现。天翻地覆之下，小人物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其实这个问题至今仍未有答案。但能在这个敏感的领域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并让普通观众有机会去了解，去思考，本身就是一桩大功德，可谓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