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水洞战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的一个标志性战斗，但对于一一八师两水洞战斗的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该战斗的性质是遭遇战斗，如《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战争简史》中称：“伪第6师1个步兵营及1个炮兵中队，于是日10时在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与我第40军第118师遭遇，为我全部歼灭”。
有的则称之为伏击战斗，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军史纲要——抗美援朝时期（草稿）》中的说法是：“我预伏在两水洞地区之118师两个团，在‘消灭美帝侵略军，先砍断李承晚这条腿’、‘一定要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的决心下，严阵以待，当敌先头之加强营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迅速分路向敌出击。该敌遭我突然打击，措手不及，用牵引车拖着的大炮未及开火即为我缴获。激战1小时，敌军自誉为‘精锐’的加强营全部被歼，美军顾问赖勒斯亦被活捉”。“伏击”之说较“遭遇战斗”似乎更为常见，不少军史或教材里都采用此说，个人回忆材料或报告文学等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人对此提出过辨析，但似乎也并未引起重视。
有些出版物中则是将“遭遇战”作为战斗设想或战斗决心，而具体的部署和打法则还是用“伏击战”的说法。比如《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的战例选辑中“第40军步兵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的战例，虽然用了“遭遇战斗”的名称，但一一八师的战斗决心却是“在温井西北地区停止前进，以前卫团展开于丰下洞、富兴洞以北有利地形，争取主动与先机，以伏击手段向继续北进之敌行军纵队翼侧实施突然猛烈的冲击，首先歼灭敌前卫”。
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所编写的《教学参考战例（初稿）》中亦选用了这一战例，将战斗性质进一步明确为“预期遭遇战斗”，并认为该战斗系“我军在行军中确实掌握了敌人的行动企图，且途中又有良好的地形可利用，迅速由行军状态转入有组织的待伏，以伏击手段歼灭处于行军状态之敌，是组织与实施遭遇战斗的一种形式”。在军内的教材或刊物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在某些研究中更有人明确提出，两水洞战斗“在战役上是采取与敌预期性的遭遇，而在战斗部署上则是采取的伏击手段”。
军科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虽然未明确该战斗的性质，但也用了“第40军决定以第118师占领温井至北镇公路以北高地，以伏击手段截歼北犯的敌人”、“25日上午，（南朝鲜第6师第2团先头第3营）营主力也全部进入志愿军118师预设的伏击圈”这样的说法。
笔者以为，关于该战斗的性质问题，诸多与此战直接相关的当事人的说法不容忽视。彭德怀曾在其自述材料中提到：“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原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肯定了这是一次遭遇战斗。
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十军一一八师后勤部为编写《354团两水洞、丰下洞战斗地区伏击战斗后勤工作》的战例，走访了参与该战斗的主要领导人及知情人。这些领导和知情人在审读战例修改稿的过程中，普遍对该战斗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是“预期遭遇战”而不是“伏击战斗”。如原四十军军长温玉成在谈到对该战例修改稿的意见时说：“对于这一仗的性质，今年春节前后，同解方同志交换过意见。我认为是一次遭遇战，不是伏击战”、“这次战斗，在形式上似乎带有伏击的性质，但这是遭遇战斗歼敌的最好手段。这个战例如按伏击战斗写，我是不同意的，也不符合历史”。时任第三五四团团长的褚传禹也说：“对战斗的性质，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次战斗不是‘伏击战’，而是‘遭遇战’”。原三五四团政委陈耶也表示：“对这个战例确定的战斗性质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定‘预期遭遇战斗’比较合乎实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将“伏击战斗”定义为：“以设伏的方式攻歼运动之敌的战斗”，是实施进攻战斗的方式之一。这个定义过于简略，对于一般不太了解军事术语的读者而言，对什么是“伏击战斗”，恐怕仍是不甚了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出版的《军语汇编（初稿）》，则对“伏击”有较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按照《军语汇编（初稿）》中的定义，所谓“伏击”，即“预先侦知敌人的兵力及其必经的道路与时间，在道路附近埋伏下必要的兵力，等待敌人一部或全部、先头或后尾进至我预定的伏击圈内时，突然予敌以袭击，这种动作就叫伏击”。由此可知，伏击战斗的目的性很明确，须对敌人的行动（包括兵力、时间、路线）有一定的了解，并预有决心、计划以及相应的部署，这是构成“伏击”的必要条件。
依照以上的条件来分析，两水洞战斗难以构成“伏击战斗”所必须的要素。
1、志愿军当时并未掌握南朝鲜军第六师的具体情况和动向。
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于10月24日夜到达温井休息，25日晨，令第三营为先遣队向北镇开进。先于该团一天，第六师之第七团经同一条路西进，并于25日傍晚未经任何战斗到达了古场。对于敌军的这些情况及动向，志愿军当时并未确切掌握。《四十军在朝鲜》一书中称，一一八师原定25日拂晓前进至温井，但师长邓岳在行军途中听到熙川方向的炮声，判断敌有可能先我占据温井，“当即研究决定：让前卫三五四团暂不过温井，在温井以北的丰下洞和富兴洞地区严阵以待，隐蔽休息。要占据有利地形，构筑简便工事，准备战斗，阻敌北犯。师主力集结于两水洞和北镇地区，视情况投入战斗。如果敌人不来，明晚再继续前进”。
邓岳的传记中写道：“25日凌晨3时左右，距温井大约还有10多公里，邓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造饭、隐蔽”、“敌军具体到了什么位置？一一八师在何处设定阻击阵地？这些问题彭总并没有明确指示，因为彭总当时对敌情了解也并不是很详细，而兵团和军首长均在后面，对前面的情况更不可能清楚，也未有明确指示，所以这一切都需要邓岳独自机动处置。故而他以稳妥为首要，果断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温玉成、褚传禹、陈耶等人的回忆也证实，战斗打响之前情况并不明瞭。温玉成称：“我告诉了作战科长尹灿贞通知各师作好与敌遭遇的准备。这次战斗，是在敌进、我进中打响的，354团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抢先占领有利地形，是边打边明确敌情的”。褚传禹也说：“师里虽指示要做好随时遭遇准备，我们也研究了应急措施，但是到底敌人从哪里来，有多少，是哪个番号，有什么特点，都不清楚。所以这次战斗，从判断情况到战斗部署，都是在仓促情况下进行的。战例中写的有些敌人具体情况，实际上是战后才知道的，当时并不清楚”。陈耶也持类似的看法。
可见，24日晚至25日凌晨这段时间内，志愿军并没有“确实掌握了敌人的行动企图”，只是根据一些迹象，如炮声、火光等，判断敌已先我占据温井。对于敌人的进一步动向，当时也只是按照遭遇战的可能做了安排，一面准备阻击敌人北犯，同时也准备第二晚继续向温井前进。
2、志司、军、师各级，均没有伏击战的计划或决心。
虽然主席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时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我四十军欲先敌赶至德川，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如不可能则似以在熙川附近地区部署伏击为宜，请酌定”。之后更提出“令四十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荫蔽集结”、“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的设想，但当时主席远在北京，这些电报显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战斗所发出的指示。
据邓岳回忆，彭德怀曾当面指示他们，“在温井一带，准备做个口袋，相机歼灭一部冒进的敌人，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彭德怀年谱》中亦记载，10月23日晚一一八师到达大洞附近，彭德怀“命该师迅速向温井方向开进，占领有利地形，设伏歼敌”[29]。
虽然邓岳的回忆很生动，但细考起来，彭德怀令该师埋伏歼敌的说法，难以成立。当时敌我双方均在运动之中，对敌情了解尚不清楚，如何能将部队行动限定为“设伏”呢？同一天晚些时候也去看望过彭德怀的四十军军长温玉成就否认曾得到过伏击的指示。据和邓岳一起去拜访彭德怀的师政委张玉华回忆，彭德怀当时要求该师的是，“目前还要按原计划，争取赶到预定地区进行防御”。褚传禹也明确指出：“上级没有交待我们在两水洞、丰下洞地区伏击敌人的任务。部队入朝后，任务是在球场一带组织防御。开进中，师里几次提出要354团‘提高警惕，准备随时与敌遭遇’，并没有部署在哪里伏击敌人。这次战斗，是由于敌情变化，被迫进行的。战前，团里没有伏击的准备和决心”。
3、从作战部署上来看，也不是伏击战的部署。
邓岳回忆：“我们在两水洞以北的483高地开设临时指挥所，并确定了具体打法。考虑到，两水洞、丰下洞地区为一千多米宽的谷地，由温井经北镇至楚山的公路贯穿其间，是敌人北犯的必经之路，公路南侧是九龙江（宽二十多米），北侧是山地，树林密布且靠近公路，便于部队隐蔽和出击。我们命令354团迅速隐蔽占领丰下洞、富兴洞地区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阻敌北犯争取歼敌一部，并进一步查明情况。354团于25日1时接受任务，4时各分队便做好了一切准备”、“25日清晨，当敌前卫营进入我伏击圈后，担任拦击任务的师侦察营首先打响。”张玉华回忆：“部队行至两水洞地区时，得知敌人已先占领了温井，便就地宿营，准备天明后伏击敌人”。
时在四十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李树基的回忆似乎也证实了一一八师事先就有了伏击的部署。李树基称：“师长邓岳同志是一位思维敏捷、决心果断、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四、五分钟后他看看手表说已经四点了，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来准备，我先提个方案，大家修改补充。他指着地图说，敌沿温井到北镇的公路冒进，我们的部队恰恰是沿着这条公路的北侧宿营，我们不用作很大的调动，就可以依托这条公路以北的若干高地，居高临下地趁敌人还未发觉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三五四团营地就是我们最好的战场，这个仗就要三五四团就地打。要他们立即占领丰下洞、富兴洞、216、409.5（应为490.5，以下同。笔者注）、239.8等高地，特别是要他们留一个营守住216、409.5高地，这个营要把敌人放进来一直放到师前指鼻子底下这座小桥为止（即两水洞公路小桥），然后把口子扎死。
“他稍停顿一会儿说，这实际上没有形成象彭总要求的‘口袋’，只是一次山地伏击战，战斗打响后，敌人可能狗急跳墙，徒涉九龙江逃跑，致使我们达不到全歼的目的。九龙江虽可徒涉，但水深一米多，沙滩又很宽，现在我们无法调动部队过江去堵截。补救的办法，就是利用九龙江这个地理条件，就让九龙江和沙滩做我们的靶场，给他来个火力追歼，因此要告诉三五四团把团炮兵配置在丰中洞集中使用”、“大家都认为这个部署很好很周密，一致同意赶快付诸实施”、“25日5点多钟，敌机出动沿公路侦察。9点多钟骄狂恃强的敌人毫不戒备，大摇大摆地乘车冒进。当敌尖兵班进至两水洞小桥时，被我侦察连拦头截住，小桥随之爆炸，战斗首先打响”。
虽然以上的回忆略有参差之处，比如依照邓岳的回忆，作战部署应该是25日1时以前就确定了，而李树基的说法则该部署是当日4时前后才做出的（按照这一时间，实际上很难来得及让部队在天亮前完成部署了），但这可以视作为记忆的偏差，毋庸置论。总之，按照以上这些回忆，一一八师事先就有伏击的部署，具体规定了拦头、截尾的部队和任务，开始打响也完全是有计划的行动。但这种说法存在两个疑问之处难以解释：
首先，师侦察连与敌先头部队的遭遇接触并不是预期的行为。军史记载：“8时左右，敌尖兵分队进至两水洞西北，闯入师部驻地，师侦察连迅速进行抗击”。当时师部驻地就紧靠公路，指挥车在路边树下停着，电台也设在公路桥的涵洞里，师首长和前指机关人员还在两水洞村内休息。听到枪声才从屋里出来，仓促跑上山。在村口的师侦察连也是临时才占领阵地，进行还击的。邓岳自己在后来的谈话中也提到，（当时）由于情况不明，在师侦察连与敌打响后，师指挥所仓卒上了山。
据三五四团三营82炮排八班长李德福的回忆，公路桥与炮排的阵地相距不远，不过数百米。师部就在距离预计要发生战斗的地方不远处扎营休息，是很不合常理的事。
有一种说法是敌人行进太快，担任伏击的部队来不及通知师部。但如果一一八师已经有了伏击的预案和部署，且规定了拦头的部队和位置（师前指鼻子底下的公路小桥），何以一一八师师指毫无准备地宿营于公路边而不是预先上山，甚至连电台都还设在预定要拦头的公路桥的涵洞里？既然要将敌人放至前指鼻子底下，何以连前指侦察连也没有做好任何战斗准备呢？
温玉成指出，当时“师侦察连是在宿营，是警戒，不是埋伏”。如果师前指已经下达了伏击的部署，没有理由说连先头团都得到并执行了命令，直属师前指且同驻一地的师侦察连却毫无所知。因此，有人认为，“从师指挥所仓卒转移看，也不是伏击战。伏击战斗，师指挥所应设在靠近主攻部队的翼侧，以便于掌握情况，指挥战斗。而这次战斗，师指挥所在打响前紧靠公路，受敌威胁时，紧急上山。象这种情况，一般是在遭遇情况下出现的”。
另一个疑问是，既然是伏击战斗“扎口袋”，为什么道路另一侧没有预设伏兵？九龙江水深并非“一米多”，而是只有50公分，“不成障碍”。敌人在受到九龙江北侧高地志愿军攻击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徒涉九龙江而逃。作为一般伏击部署的常识而言，九龙江南侧也应该部署一支部队，以收“瓮中捉鳖”之效，但何以虑不及此呢？
按照李树基的解释，是因为调动部队在时间上来不及，邓岳决心不在南岸设伏，而用“火力追歼”的方式杀伤敌人。在战例材料中提出的理由是，“谷地南侧高地距公路较远，且道路较少，不便于军队机动。谷地北侧高地丛林浓密，村庄道路较多，且紧靠公路，便于军队隐蔽集结与机动”。
但是，也有人认为：“九龙江南岸地形也很好，一般情况下是要派伏兵，形成口袋，而这次战斗却没有这样部署”。由五万分之一战例地图上看，如志愿军能以一部控制九龙江南岸驾洞、岩下洞、芦洞附近之252、226、251.5等高地，则徒涉九龙江之溃敌将无所逃遁。
据当时三五三团副团长邢维邦回忆，“上午师侦察连与敌人打响后，作战科长又电话通知让我们派一个营出击。当问向哪里出击时，电话不通了。事后才知道师指挥所上山了。由于情况紧急，我带3营由九龙江南岸向前插下去，因为地形不熟，没有插到位置，让敌人跑了不少”。战例中亦称：“因第353团第3营无良好的运动道路，未能及时到达预定地点，故该敌未能全歼”。
三五三团三营临时由南岸穿插下去，的确会遇到难觅良好的运动道路的问题，但已经沿九龙江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的部队，“25日1时接受任务，4时各分队便做好了一切准备”，完全有时间派一部徒涉九龙江预先占据对岸的部分高地，为什么事前竟毫无动作呢？如果确实需要在南岸设伏，或令三五四团派一部过江，或令三五三团提前由九龙江南岸穿插下去，是通常的做法，但实战中却没有这样来部署。如果是战前就已经确定不需要在南岸设伏，而用“火力追歼”，那么何以战斗开始之后，又改为要三五三团派队出击呢？这也是事先就有伏击部署之说所难以解释的。
对此，褚传禹认为：“伏击战，是预有准备，在部署上，一般是采取口袋战术，或者是形成夹击态势，以实现伏击决心。而这次战斗，却没有来得及调整部队，是按开进序列展开的，部署也是应急措施。那时我们想过，如果不能和敌人相遇，还是要向预定地区开进的。如是伏击战，团里在公路以南也会派点部队，形成夹击。因为没有伏击任务，就没有这样部署。353团紧跟师指挥所，如果是伏击战部署，又是出国第一仗，师里一定会从353团派个把营，部署在公路以南。那时也没有这样部署”。陈耶也认为：“如果是伏击战，我们在公路以南至少要部署一、两个连，形成夹击态势，不会让敌人跑那么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一一八师先头团事先就宿营在山上，客观上形成了“伏击”的态势，是因为当时敌机非常猖獗，部队出于防空的考虑。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原一一八师师长邓岳，虽然在正式出版的回忆文章中，将这一战斗描述为预有准备的伏击，但在某些场合下，也承认战斗性质属于“遭遇战”，甚至“很肯定的说是遭遇战”。
总之，由情况的掌握、决心和部署来看，两水洞战斗应该属于“预期遭遇战”而非“伏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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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