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但最让人感到千差万别的，大概还属口音了，尤其是在南方地区，普遍“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若两个相邻县城的人用方言交流，比手划脚再加上几句夹生的普通话，纯属常态。
而南方人中，又以大福建人讲话最为拗口，本土乡音就不谈了，只论普通话，在大力推广了数十年之后，但凡闽南壮士一开口，还是会惊倒无数围观群众，所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福建人说普通话”，便可见一斑。
当然，福建人讲普通话不标准，却也不寂寞，因为我大广东人士也差不多，不要说前鼻音后鼻音，就算单个汉字的发音也是云里雾里，典型例子，如近来的“渣渣辉”先生……
有鉴于此，普通话或者旧时的官话，就成了某些闽粤人士因发音困难而跨不去的坎。比如明朝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陈璘，由于只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硬是活生生被压在了地方上，长期只能干些“剿匪别动队”的活，若不是战力实在够劲，日后能不能混出头都两说。
而历朝历代，对闽粤口音问题容忍度最低的，还属大清国雍正皇帝。
雍正的勤政算是出了名的了，据某些学者宣称，甚至到了“日睡不足四小时”的地步。但皇帝做久了，却也发现一大头疼现象，即挤压睡眠换来的时间，竟全部浪费在了闽粤籍官员的口音问题上。每每召对，来自广东、福建籍官员说出的话，总是让他不得甚解，琢磨半天才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让雍正忍无可忍。
1728年，雍正设立“正音馆”，强令广东、福建两地士人学习北京官话（普通话前身），并规定以八年为期，若到时还说不标准，就取消其科举资格。这道诏令不可谓不狠，但效果如何，恐怕只有天知道。
仅仅四年之后，某位广东巡抚就上奏反映，广东人学习起北京官话来实在困难，虽然大力推广了四年之久，却依旧乡音不改。至此，雍正的“正音馆”尝试，可以宣告失败了，久而久之，便逐渐荒废，鲜有人再提起。
而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这位广东巡抚的难处，纵使北京官话已经推广了一百多年，但直到晚清时节，闽粤籍官员的官话水准依旧游离于平均线以下。
1900年“庚子国难”，当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北京时，慈禧曾召开过数次御前会议，讨论该不该借义和团之力向十一国开战。在这场攸关国家命运的讨论中，以袁昶、许景澄等为首的五位大臣，因强烈反对慈禧的无厘头做法，而先后被冤杀。
但在此之前，一位福建籍官员张亨嘉也曾慷慨陈词，恨不得指着鼻子大骂了慈禧一番，最终却毫发无损。原因很简单，张亨嘉讲着一口地道的闽南式北京官话，故而虽义愤填膺，口若悬河，慈禧却一句没听懂，只好略微点头装样子，随他去了。
此后，张亨嘉又出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第四任校长，据此而言，虽然官话水平不敢恭维，但广东、福建读书人的文化水准可一点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