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否陷入流动性陷阱？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拉动总需求的传统需求刺激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受限，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近期，随着M1和M2增速的持续放缓和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萎缩，市场又开始出现有关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对比凯恩斯的相关理论以及出现过流动性陷阱经济体的典型特征，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落入流动性陷阱，但这种担心也确实反映出，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拉动总需求的传统需求刺激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受限，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一、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特征
“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这一概念是凯恩斯提出来的一种假说，主要是用来描述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无效的一种状态。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时，即使央行将利率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或者投放再多的流动性，公众都只选择持有现金而不愿意再投资，此时的货币需求曲线弹性变得无限大（LM变成一条直线），任何超额投入的流动性都将会被作为现金持有，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达到刺激经济的效果，此时政府只能利用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来刺激总需求。
现实中日本和欧洲经济都曾经出现过流动性陷阱。
比如日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经济持续处于流动性陷阱中：经济增长长期处于1%左右波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还持续出现过负增长。CPI也常年在0附近，甚至出现负数。短期利率也在零附近，在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甚至推出过负利率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也开始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泥潭。2009年之后，欧洲经济在欧洲央行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出现过短暂的复苏，但很快由于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GDP增速再次快速回落，CPI更是一路下降至负增长。为此欧央行推出了从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到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再到量化宽松（QE）的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共向市场注入了高达2.2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将边际贷款利率从2.25%降到0.3%。2014年6月，欧洲央行更是将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1%，启动了负利率政策。在如此大规模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欧元区经济筑底复苏，GDP增速开始回升，但增速仍未能回到危机之前，而物价则一直在通缩边缘徘徊，直到2017年才有所上升。
综合以上理论与现实情况，我们归纳总结认为经济出现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特征如下：
一是利率水平降无可降，名义利率已经降到零或者已经开始实施负利率；
二是物价在低位徘徊，CPI同比在零附近，经济陷入通缩状况；
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贷币供给增速也出现持续下降；
四是经济增长停滞，GDP增速持续放缓，经济增长几乎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
二、中国经济虽无流动性陷阱之忧，但有结构性之困
对比以上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特征，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不能说已经处于流动性陷阱中：
一是虽然目前中国的存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但仍远高于零，并没有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目前我国利率水平之所以不能再降，主要是受制于国内外环境：外部主要受制于美元加息，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央行此时降息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的风险；内部则出于防止房地产泡沫风险的考量，在政府严格控制房价上涨的调控政策背景下，如果央行降息则可能导致中国房价再次出现上涨，放大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
二是目前物价运行整体温和，远谈不上陷入通缩。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平均在2%以上，高于去年全年1.6%的水平，但仍低于政府全年3%的目标。上半年PPI累计同比仍在4%左右的水平，涨幅虽比去年全年有所放缓，但整体来看仍处合意水平，显示工业生产供求基本平衡。从物价来看中国经济根本不能说陷入了通缩，市场甚至对未来有通胀的担忧。
三是货币供给M1和M2增速虽然在历史低位，但主要是受去杠杆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实体经济真正的需求不足。从银行信贷增速来看，仍在13%左右，并不低。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少增也主要是资管新规等去杠杆的监管政策导致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及未贴现银行承兑票据等表外融资收缩引起的，并不代表市场融资需求明显走弱。其实从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来看，近几个季度都是小幅上升的。2017年全年非金融部门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了0.36个百分点，今年6月该利率已升至6.08%，较上年进一步提高了0.28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仍然比较旺盛。
四是经济增速虽有放缓，但并未明显失速，更谈不上增长停滞。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相比去年全年虽有所放缓，但仍在6.7-7%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仍是同期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虽然与主流定义及典型特征相比并不能判定中国经济当前已经落入流动性陷阱之中，但当前中国面临货币政策操作的困境却是不争的事实：外部美元加息及内部经济高杠杆的风险更是制约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利差的缩小会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所以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非常有限。同时，国内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环境下，也要求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健中性，不能大幅放松，否则可能导致前期政策取得的成效前功尽弃。同时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问题，即使通过放松货币政策也已经难以达到提高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降低融资成本提振实体经济投资的效果。货币政策面临的困境其实也反应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三、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限，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目前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来拉基建投资的方法虽然短期见效快，但由于仍是在走依赖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且加码基建投资会导致政府债务率的继续上升，损害货币信用，加剧汇率长期贬值的预期。同时，由于基建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不利于稳定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且不管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为了达成短期稳定经济所采取的需求刺激政策。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依靠供给端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实现：
一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有效供给。通过大力减税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减税也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外部压力，激发中国内部市场活力和增强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二是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放松管制等政策措施来鼓励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给予企业与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增强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是推进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文作者介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全新视角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经济集群化在中国的演变路径
这种经济制度有两种好处，它解决了一个是制度的问题，特别是激励和产权保护的问题，第二它实现了在市场并没有完备的情况下资源再配制的情况。
本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铮，来自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原标题《宋铮：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集群化》
我回想在芝加哥大学，我和谢长泰经常在一起聊天，他说到底经济增长是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有了一个想法以后，他就去找钱，找了钱以后把这个想法给做出来卖出去，然后这个人就自己拿到了好处，经济也就这么增长起来了。为什么这个过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够好？在中国做得特别成功？这个是大家都要想回答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这个过程会有两个层次上的问题，第一个是市场出了问题，你找不到钱，你有个好想法但是找不到钱，没有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也不行，你找不到钱，找不到人，这是要素出了问题，当然也有产品市场不完善的问题。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他的收益有没有得到保护。在要素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要素所有者自己有没有激励去创造和实现他的想法，这些都是基本的制度上的问题。说到底是两个，一个是市场有没有搞好，第二个就是那些最基本的对于个人利益的保护和对于要素所有者的激励有没有做到位。
如果你想想中国过去40年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想一个理论，就要把这个理论想得比较清楚，20年前您在复旦讲学，我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您跟我们讲过一个说法，理论就像一个坐标器，它让你可以看清楚现在世界的位置在哪里。没有一个理论是完全对的，但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世界。
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在经济制度上面，在个人的产权保护方面，在市场上面，在过去40年做了哪些事情呢？中国公认的特点是，中国最根本的经济制度，40年以来有相当大的改善，但过去有的一些基本问题现在也还是存在。需要说明一下，虽然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基于我和我的合作者们的共同研究成果，但我现在说的话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另外一点，大家都承认中国国家的能力非常强，这两个特点是40年都没有变过的。这两个特点背后推演出来的理论判断大概是什么样子呢？你会看到一系列的问题，国有经济会主导整个经济、预算软约束、资源错配、缺乏创新，这些问题2、30年前全都研究过，这些问题起起伏伏，有的时候变得严重一些，有的时候轻一点，但是你说这些东西解决了吗？其实没有一个得到根本的解决。
另外一方面，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来看，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面，在基本情况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面，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去40年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前30年，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现在有一千多万家企业，正式注册的企业，95%是私营企业，过去3、40年大量的私营企业涌现出来，我们有非常好的经济增长。学界过去研究了很多，我举两个最典型的观点，用许老师的话讲，叫做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我们也有一个说法，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特惠经济制度。这些说法的侧重点是在讲，从政府，从国家的角度，政府和国家怎么帮助经济。我们需要理解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和政府在这样的基本制度并不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或特惠经济制度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到底这个改革是怎么成功的？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特别从个体的角度来讲，一个人有了想法之后，他到哪去找钱，他怎么样把这个想法物质化，把它变成钱，变成自己真正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怎么产生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最近的研究，我们对整个40年的制度，从微观层面的理解，不光从国家政府角度想这个问题，也从个体的角度想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的研究还非常，连中文题目都没有完全想好。姑且就叫“经济集团化”或“经济集群化”。它最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大规模的私营企业的进入，它有非常丰富的所有制的构成，有国家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企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所有制相互关联，造就了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一个经济宇宙，在这里面涌现出了很多很多的内部企业紧密关联的经济集团，这种关系在相当的程度上面解决了前面讲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个问题是产权保护的问题，通过让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包括以前讲的乡镇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这些私营经济是怎么依托于国家、政府发展起来的，怎么解决了激励和产权保护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市场的问题，在集团内部它可以分配资源，它即便达不到最佳的配置，在没有完善市场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实现至少比没有这个集团来得更好，可能好得多的配制的效果。
第二个主要特点是，这个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经济集群，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拥有或控制这些经济集群，以国家为中心，但是其实国家并不是集群的所有者，或者是实实在在的控制者。这是保证民营经济有巨大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是完全国家控制的，那就不存在，或者会极大的削弱个人的激励。
经济的集群化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也创造了很多的问题，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不少问题，都与以国家为中心主导的经济集群化有关系。
对于以下这一点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听大家的意见，这种制度到底是一个从中国土壤当中产生出来的，还是从外面学来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集群化，其实和韩国、日本看到的大的经济集团很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从一定意义来讲，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就是国家掌控了很多的资源，既能让资源从国有经济向私营经济转移，另外也要保证私营经济有相当的活力，这是中国的特色，全世界很少能看到。
另外一方面，在很多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表现形式可能有些不一样，但本质是很类似的经济集团。因此，并不是中国创造了这种模式，只不过在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集群成长得非常非常快，规模如此大，这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是看不到的。所以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脑海当中，我们留时间到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再讨论。
接下来我来讲讲，我们怎么来找到证据，说明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集群化，以及让我们想一想，这个制度或者组织形式，对于中国带来的好处在哪里？它的成本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在哪里？这些都可以用我们的理论框架和我们背后巨大的数据资源来回答的。
我们用的数据是国家工商总局的企业注册登记数，有股东的信息、注册资本，谁是这家企业的法人所有者，谁是这家企业的自然人所有者，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看到，都是公开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企业所有制的结构，这是一个例子，就是安邦。这四个红点是安邦的核心业务，人寿、保险、财务公司等等，这个是安邦参股的成都商业银行，黄点都是安邦的子公司，绿点是自然人持股者，白点都是法人，这些白点的法人涉及的面非常广，比如在这里其中一个重要的持有成都商业银行的一个法人就是中石油，这是大概给大家看看，一个大企业的股权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它就是一个二维图，计算机的算法告诉你，如何在二维平面上面看出它的股权结构来。这个相当于层级，比如最简单的结构，比如文一老师是一个公司的惟一的股东，就是两个点，企业是一个点，你是一个点，如果你通过很多的层级，层层持股，就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从网络上面构建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两个最大的联通网络。简单来讲，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句话，你只要通过6个人或者7个人，你可以认识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话，我们全人类就是一个联通网络，你可以通过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通过这个股权网络，你也可以构造联通网络，比如说中石油和安邦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但是通过成都商业银行，他们两家企业就实现了间接的关联。你可以想像一个联通网络里面所有的企业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这个联通网络有多大呢？有两种最大的联通网络，一个最大的联通网络是以法人股作为连接的最大的联通网络，这个联通网络在中国是代表了4%的企业，这个4%的企业数目很少，但是这4%的企业基本上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半，在中国1700万家企业当中是占了所有企业注册资本的一半。
第二种最大的联通网络是通过自然人持股实现了关联，这个联通网络有多大呢？有大约200万家企业，大概占了整个的注册资本的15%。
我们看这几幅图，我们1700万家企业分散在中国的经济宇宙里面，这是非常浩瀚的宇宙，这里有一个星系，这里有70万家企业构成了一个最大的联通网络，它通过法人股，这些企业实现了彼此的关联。这个图大概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模拟图，在最核心的，在星系最核心的是什么企业呢？是国有企业，我们用每个点的大小表示企业的大小，越靠近星系中央的企业越是大的企业，这里没有标出来的，这些核心企业都是国有企业。颜色反映资金成本，越是暖色调的颜色表示这个企业边际资本产出越低，就是他能够用比较低的价格获得资金。
离开星系的核心往外走，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所有制，比如在中星系的中间开始出现的混合所有制，这些企业变得小一点，面临的资本价格高一点。
在星系的最外侧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他们是属于联通网络，是和国有经济紧密相关的。这个联通网络占了整个宇宙的50%左右，虽然它只是一小部分的企业。
这是另外一个联通网络，是通过自然人持股关联起来的一个网络，这里有200万家企业，是1700万家企业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他占的资本金的总额是15%，这里面似乎全部是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基本不可能有自然人持股。我们把前面的联通网络和这个联通网络叫做第一和第二星系。第二星系和第一星系有很多的相似性，除了没有国有企业之外，越靠近星系的中心，企业越大，越靠近星系的中心，资本价格越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这两个星系并不是完全分割的，有一些企业是同时在第一星系，也在第二个星系，那些在第一星系边缘的企业，那些民营企业，他恰好是在第二星系的中心，通过这样的一个关联你就可以看到，资源是怎么由国有向私营经济实现配制的。这些私营企业通过和国有企业的关联，他们自己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并且产生了很多其他的纯粹的私营经济，通过这样的关联，实现了资源从国有经济向私营经济的配制，即便没有市场它都可以完成这个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解决了激励的问题，这些通过各种所有制形式、直接或间接与国家、政府发生股权关联的纯粹民营经济，因为它依属于国家政府，所以得到了保护支持，得到了经济资源。
我们看看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宇宙是怎么演变过来的，这是20年前的图，20年前第一星系非常小，第二星系几乎不存在，这里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在里面，这是95年的时候，在1995年的时候，其实相互关联的国有经济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这幅图到2005年，第一星系的规模就已经到整个经济的50%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民营经济的网络，第二星系在05年的时候还是非常弱小，只有2%。再过十年，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图，我们把变化放在这两幅图里面，这都是相对量的变化。首先中国的经济宇宙在膨胀，企业从20多年前不到一百万家，到现在1700万家，这两两个星系它的相对比例也在迅速增长，所以说原来的中国经济是比较分散的，企业和企业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星系从10%的规模上升到2000年初的46%，第一星系的大爆炸是在朱镕基时代完成的，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第一星系的大爆炸。
第二星系大爆炸，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真正的民营经济腾飞，特别关联民营经济的出现，是在这时候，整个民营经济当然在迅速的成长，但是第二星系占整个经济的比例依然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从零到10%以上。换句话说，首先民营企业大爆炸这是肯定的，第二，在大爆炸当中他们有关联的企业的比例在急剧的上升，这个大爆炸背后，它的第一推动力不是单个民营企业的进入，而是有关联的民营企业的进入，这才是整个理解2000年以后民营企业大爆炸的关键。而且，这里仅仅是我们观测到的股权相关的，有可能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关联我们是观测不到的，这只是一个低估的情况。
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国际对比，这是比较和德国的情况，我不讲具体的数字，没有时间讲，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德国也有这样的第一星系、第二星系，但是第一星系和第二星系的规模都要比中国小很多。
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分析来看这个星系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发现第一星系的中心很明显，就是那些大的国有企业，这些央企和省一级的国资委控制的企业，都在这个中心。你用这些大的国有企业为基准来测量在网络当中的企业的位置，这和用那些网络分析专用的测量方法来测量出来的结果是高度重合的，说明这个星系的中心是那些大的国有企业。
这个让人联想到这个星系存在一个垂直的股权控制结构，国有企业在最上层，下面是合资企业，或者混合制企业，最下面是民营企业，到最后所有的企业都被国有经济控制。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星系是以国有企业为中心，但是它绝对不是完全被国有企业控制的。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例子，并不是我们找到的最适合我们理论的例子，我们反复使用这个例子，就是刘氏四兄弟的饲料企业，这是其中一个兄弟做的一个公司，叫东方希望集团，这边是他的主营业务，所有的灰色的点都是他独资的子公司，红点是他跟国企合营的机构，灰点大都在四川省内，这些红点全都在四川省外，四川是他们的根据地，在四川建企业，他们是不会与国有企业合资的，但当他们想到外地开拓业务，就有了要和当地国有企业合作的需要，而且合资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大的。这边是他拓展新的业务，有房产、铝业、新能源等等。我们的观察是，每拓展一个新的业务，去一个新的地方，去一个新的行业，他第一件事一般是找一个国有企业跟他合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合资企业对他的业务有控制，这只是一个桥梁，这只是个帽子而已。但是这个制度安排非常有意思，它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解决了资源的配制问题，也解决了激励的问题。
接下来一个大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识别这些经济集团？安邦也好，东方希望也好，我们都先知道有这样的集团，然后可以把他找出来。但是1700万家企业背后有多少集团我们不知道，这就需要用网络研究的新的方法去把这些经济集团识别出来。我们假想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假设世界上就两种经济学家，一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一种是北京的经济学家，他们彼此互相不认识，惟一的渠道就是我和长泰的关系。这个世界因为有我和他的关系的存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一个联通网络里面。但只要把我和长泰的关系切断，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和北京的经济学家就互不认识。所以这个网络的方法就是来判断出最弱的那条关联，然后把那些最弱的关联去掉，剩下就可以把网络分成不同的区域，这个不同的区域对应着不同的经济集团。
过去20年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大的技术创新，1700万乘以1700万是一个巨大的矩阵，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做这个运算量非常非常大的。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可以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用几个小时就可以在一个普通的服务器上完成。我们识别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国在2015年大概有400多个经济集群，大部分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集群，国有经济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控制着集群里面所有的企业，而是他在国有企业里面占据中心的位置，大量的集群内的私营企业通过中心的国有企业获得资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集群的数量有多少变化呢？从2000年到2015年集群的数量并没有变化太多，2000年就300个，到现在400个，但是集群里面的企业增长非常非常快，2000年每个集群是500个企业，现在是1700家，中国企业的进入不是散兵游勇式的进入，很多的企业都是附着于那些大的集群，大的集群的存在，缓解了两个巨大的问题，一个是产权的保护，还有一个是市场缺失的问题。
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图，这里每一个点是一个集群，横坐标是每个集群在行业上的分散程度，如果它是0的话，就是行业分散程度非常高，如果是1就是行业集中度非常高。纵坐标是地区的分散程度，如果一个集群只有在一个地方干，就是1，如果他在好多地方干，就是接近于0。这幅图说明了什么？几乎所有集群在什么行业都干，而在地区分散程度上的差异非常大。集群背后的东西在哪？就回到了钱老师和许老师很多年前的工作，这就是地方分权，这个东西不仅仅是资本，因为如果他缺资本的话，你看到行业和地区分散程度就是在45度线上。现在你看到的图说明，只要你搞定地方老大，你可以干任何的事。但是你想扩展到其他地区的话，你需要再认识另外一个地方的老大，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地区分散程度在各个集群当中差异很大。
我们再想一想，经济集群的大小到底由什么决定的？集群的大小主要是跟在集群中心的国有企业有关系，国有企业越大这个集群越大，国有企业可以动用的资源越多这个集群就越大。我们举个例子，这幅图横坐标是集群的大小，纵坐标是集群里面最大的前1%企业的大小，大小和集群核心的企业大小有关系，就像引力一样，就像太阳系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的，不是由太阳系平均行星的大小来决定的，它是由太阳系里面最大那个家伙的质量来决定的。
这样的集群大小决定机制有什么好处呢？它解决了资源再配制的问题，那些找不到钱的地方，他没有市场，他没有地方去找钱，他就去找这些集团，你想像一下天体里面那些小碎片，他会被哪个星系所捕获，一个取决于他与各个的星系距离，一个取决于各个星系的大小。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找到保护他的母体。
接下来我来讲一讲我们做了很多的量化工作。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试图用这个模型来刻画这种集群化的好处和坏处在哪里，并测量它们的大小。我们想像一个经济，像中国经济40年前完全没有市场，有好多的资源错配，大量的资源在国有企业里面，这个经济如何增长？如果让西方经济学家来开药方的话，很多人会告诉你先把制度做好，把产权保护做好，把市场发展起来。但做好这些事都要非常长的过程，你不可能在几年里面完成。那马上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中国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灵活的方式，让资源实现再分配，让民营企业进入这个制度和市场都不完善的经济。我们这个模型刻划的就是这个过程，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上海大众，上海汽车30年前和德国大众之间的结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问题在于这样的做法有哪些弱点？好处我们知道了，可以再分配，吸收效率高的企业进入。弱点在哪里呢？弱点也很明显，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以国家为核心的集团化的经济，会有它自己的问题，没有市场，资源的分配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一个企业为什么会被吸入某一个集团，而不是另外一个集团？你认识地方的老大，和你不认识这个地方的老大，两个企业同样有效率，一个企业就能进入这个集团，另外一个企业就不能进入这个集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要跟说有了比较完善的市场比。如果有了这个市场的话，用我们估计出来的模型，我们发现至少还可以把中国经济的潜力往前挖掘很大一步。长泰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可以通过集群化来解决的，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深化市场改革，深化制度改革来解决。
现在中国经济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好好总结过去的四十年。我们讲过去的东西大多数是实实在在的成绩，我们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的制度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我们也要正面面对这些制度的弱点和不足，好好想想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理论框架告诉我们中国制度没有很好解决国家、政府如何选择企业项目的问题，我们以前有很容易的果子摘，现在能容易摘到的果子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如何选择企业和项目，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就是最近讲的非常多的，集群化带来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系统性风险的急剧上升。这是我们做的非常粗糙的一个研究，根据一个企业在集团里面乃至一个星系里的位置，如果这个企业破产以后，它通过大概需要多少轮的传播会给宏观经济造成影响，也就是系统性风险要多长时间显现出来。如果像安邦这样的集团出了问题，因为它在整个星系里面处于比较靠中心的位置，所以它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影响整个经济。
这是另一个例子，一个不起眼的企业，如果这个企业出问题的话，他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在宏观上面对经济产生影响，这类企业完蛋的话，他的系统性风险很小，但是像安邦这样的企业完蛋了，系统性风险就会高很多。当经济关联程度越是紧密的时候，关联网络覆盖面越大的时候，系统性风险显然就会上升得很快。这是另外一个经济学家谈得比较少的一点。
我总结一下，我们看到的经济集团化在我们看来，你可以说它是从外面学来的，也可以说它是土生土长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有两种好处，它解决了一个是制度的问题，特别是激励和产权保护的问题，第二它实现了在市场并没有完备的情况下资源再配制的情况。如果我们再拔高一点想，这种经济的集团化对目前的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什么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我们不能老是沉醉在过去的成绩当中。
下面我就简单谈一谈所谓4万亿的刺激政策。西方人来看我们的4万亿，觉得我们的4万亿做得非常成功，我们4万亿下去以后马上经济就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西方的调控是用看不见的手，用市场来完成，中国是用看得见的手，它表现形式就是经济集团。上面给指令，国有企业去做，这个是文一老师文章里面写的，国有企业怎么做，他的很多做法都可以直接在以他为中心的集团里面得到实现，这个集团有多大？占了整个经济的三分之二。为什么我们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背后的微观基础就是我们以国家为中心的集群化。
但是要警惕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有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通过刺激会导致错配的加剧，中长期经济增长就疲软，如果再刺激就会再错配，导致再疲软。
左边这个图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以前一直说中国经济是一个投资型的经济，其实08年之前不是这样的，TFP对经济增长贡献大概是40%，这个TFP的创造从哪里来？一方面是大量的私营企业的进入，另外一方面就是资源的再配制。最近的情况是这样的，过去5、6年里面TFP的增长基本就是0。
这幅图是资本的回报率，过去好多年，一直到08年之前回报率都很好，去掉资本折旧，去掉税收，就是15%，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的。现在回报率在5%左右，跟美国差不多，从全球资本配制角度来讲，即便你不看在中国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或者说即便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他们也不一定把钱愿意投到中国来。我大概讲的就是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