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朔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
本文节选自《管理视野》杂志（杂志订阅请至文末获取相关信息），内容出自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的“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经授权使用。访谈者秦朔。
11月9日，搜狗登陆美国纽约交易所。搜狐董事长兼CEO、搜狗董事长张朝阳，搜狗CEO王小川同时落锤敲钟。上市仪式上，王小川说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张朝阳：“回想起这14年，整个路程艰难又充满喜悦，第一个感谢Charles，他是中国互联网教父，14年很可怕，这一路离不开他的远见和支持。”
王小川研究生还没毕业，就被张朝阳拉着进搜狐。自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搜狐体系，从高级技术经理一路做到最年轻的副总裁。2004年，张朝阳创立搜狗，27岁的王小川不辱使命。2008年，王小川在下属离心和父亲去世的种种不利环境中，还是把搜狗浏览器做成了，开启了“输入法-浏览器-搜索”的流量变现之路。2013年，PC互联网流量开始迅速向移动互联网转移，王小川选择了腾讯和马化腾，为今日的上市之路打下了一块基石。而一度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时代教父”的张朝阳，正是王小川的伯乐。
搜狗是搜狐在 2004 年推出的子公司，当时是为了做搜索来加强搜狐的搜索功能，也推出了 “ 搜狗输入法 ” 和 “ 搜狗高速浏览器 ” 两个产品。至此，张朝阳已经收获搜狐、畅游、搜狗三家上市公司。张朝阳启发了中国第一批的互联网创业者——李彦宏、马化腾的创业都跟他有关，据说马化腾就是听了张朝阳的演讲之后，激动不已回去做了OICQ。搜狐公司还为中国互联网培育出了一众猛将：优酷古永锵、爱奇艺龚宇、酷6网李善友、一下科技韩坤、人人网陈一舟……
少年得志后，沉迷在功名里的张朝阳自我陶醉，变得狂妄了，“表面上我还很谦和，但实际上我非常地傲慢”。在多年后的采访中他这样反思自己：“要谦卑一点，你有点太飘飘然和自以为是了。功名容易让人变得不再学习，变得幼稚。”
正因为当年的狂妄和幼稚，搜狐接连错过了两个大风口: 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而这两大风口先后成就了百度和新浪微博。打击之下，张朝阳用“悲摧”来形容他的2012年，他焦虑、抑郁，精神上常常处于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之中，消失在公众视野中长达一年之久。
实际上，他抑郁的这几年，搜狐公司也过得很不顺当。论如今市值，新浪是搜狐的3倍多，网易是搜狐的25倍还多。2016年财报显示，搜狐全年总营收16.5 亿美元，同比下降15%，同时2016年全年亏损2.26亿美元，已连亏四年。
搜狐重回巅峰，是张朝阳目前最大的期待，他能否成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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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出名
秦朔：大家评价你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互联网英雄的代表，今天很多做公司管理的人，他们都认为张朝阳那一代代表了新的公司构成方式，因为人力资本跟风险资本可以结合可以一起办公司，在以前没有这样的模式。能否回忆一下, 从创业开始你是怎么构想公司管理这件事的？
张朝阳：搜狐公司创立分两个阶段，从1996年注册公司到1997年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模式到1998年年初搜狐推出来，一方面是对模式的研究以及做什么业务，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量时间都花在融资上面。第一轮在1996年年底融了第一笔22万美元左右，到1998年3月份英特尔200多万美元资金到位，建立了正式的董事会，到1999年年底奋斗了一年多的时间上市，上市前一轮3000万美金。1996年我碰到的第一个律师到现在还是我们公司的律师，搜狐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一个美国公司的既有规矩建立起来的，从资本引进到董事会建立，到聘请律师打造法律构架, 一切都迥异于当时中国传统的企业模式。
早期的风险投资人，对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和我们这样的学生创业的企业家并不信任，所以导致了董事会上有很多的斗争和争论，这时候的创始人很危险，随时可能被解雇掉。当时有一个趋势，认为创始人在公司上市之后应该被赶走，包括王志东（新浪网创始人）、丁磊（网易公司创始人）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从1997年到2003年，融资和董事会的争论占了我50%以上的精力，另外百分之二三十的精力用来研究商业模式，管理方面花的时间比较少——其实最初我并不知道怎么来管理一个高科技企业。如果有一些成功之处，可能要得益于当时就出名的美国人唐纳德· 特朗普，当然我也没想到后来他能当上总统。他有这样的名言：“好的知名度比坏的知名度好，坏的知名度比没有知名度好。”别看我是理工科出身，但对市场营销方面确实有天赋。搜狐在营销上经常出奇兵，时尚杂志封面、雪山秀等一系列的亮点，所以在早年我很享受出名的状态。
秦朔：可能跟你当时的影响力、明星效应也有关系。
张朝阳：有段时间我很享受这种名人效应，所以自己花在产品研究上的时间很不够。比如我们在博客方面做得不错，但是浅尝辄止。社交网络是我的最爱之一，我对互联网的理解就是社交网络，人与人的社交，多对多的社交。因为这样的理解，我对论坛特别重视，包括最早期收购ChinaRen，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技术基因，导致把ChinaRen 在搜狐手里做砸了，几个创始人都出走了。后来博客时代我也特别重视博客，想做社交网络，但因为我确实没抓住Twitter 模式的崛起，机会就被曹国伟抓住了。我记得有一次跟曹国伟聚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做的“白社会”特牛，他说这个东西很像他们要做的“新浪朋友”，我心里想他们技术不如我们，肯定做不起来。没想到他后来不做“新浪朋友”做博客了，新浪微博很快崛起了，这是后话了。
董事会斗争风云
秦朔：插回到董事会斗争那一块，现在可能很多人都难以想象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会遇到这么大的控制权的挑战。你在董事会的控制权斗争中胜利了，并一直主导到现在，具体用了什么谋略呢？
张朝阳：现在说起来董事会的权力斗争大家都能理解，特别有了乔布斯和王石的事情之后，但远在1999 年的时候，整个中国大地上大家还完全没有董事会的概念的时候，我已经孤身和董事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了。
那时候对风险投资来说，总体氛围就是不相信创始人，更不相信中国人，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加入WTO，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这两种不信任的背景下我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大多数情况下董事会的人都不在一个城市，通过电子邮件以及定期开会来讨论，如果交流的话就要特别谨慎，不能暴露你的意图，不能太锋芒毕露。在所有的事情上你应该表现出特别合作特别接受的态度，其他董事说什么，你一定要态度好，使得董事认为你能听进去话，他们最担心你不听话，一意孤行，整个公司被你的一意孤行绑架。同时董事会也有不同董事的利益诉求，如果有股份的话会关心自己的利益，有的是独立董事也有自己的利益，还有的独立董事想把你搞掉他自己来当CEO，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每次开董事会之前，尤其是要讨论一些焦点问题的话，你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你提出的提案，让他们不得不同意——因为你私下把相应的票数都已经搞定了，有些人已经成为你的盟友，私下商量好了。董事会会议是一个结局，什么事都等到开董事会的时候再去办，那就太晚了，不可控的会议决议可能朝任何方向走。当时王志东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完全没有搞清情况，董事会开始之前完全不知道董事会会发生什么，这就很危险了。我一般在开董事会之前的几个礼拜已经和相应的董事挨个儿谈过了，知道谁可能是最大的障碍，各个击破，这样开会的时候，一两位董事有异议，也就不能兴风作浪了。
秦朔：你手下无论离开还是留在搜狐的高管我也接触了一些，他们都提到Charles（张朝阳的英文名）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不像一些公司高管其实手下们私下里会有很多抱怨，你被认为是一个“好人”，搜狐这种“好人文化”是怎么来的？
张朝阳：我认为我的管理风格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我的管理有点像学院派，MIT 研究生的那种风格，分很多个实验室，每个人去独立研究，研究出什么结果定期给我汇报，以科研机构的方式运作。在搜狐，每个部门的人空间比较大，想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只要有创造性，再定期跟我汇报。我做事还是比较公平的，承诺的事一般会兑现，人也比较nice，得到比较好的口碑。这种管理方式不好的地方就是，我要求太松了，不够严，对于干得不行的下属没有及时解聘，没有给足够的压力，这样干得好的人反倒觉得不公平了，所以强调“好人文化”的时候，效率文化就缺失了。
秦朔：你现在也在转变超越过程中，这个超越自己的过程你觉得痛苦吗？
张朝阳：2003年之前我是高歌猛进的，在2003年之后我觉得天下已经太平了，董事会的后顾之忧没有了，我坚强的董事会永远会支持我，营销方面做得也不错，短信、彩信也成为公司第一盈利点，团队建设也不错，我确实有点飘飘然。
游戏的成功以及畅游的上市，到后来的搜狗输入法的推出，2007年搜狐拿下奥运官方网站，到了2008年搜狐好像处在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我的管理模式其实有问题，对产品技术不够重视，我本人也不够勤奋，飘飘然享受自己的Feel。那时候我晚上在酒吧唱歌、玩，有天晚上有一些哥儿们叫马云出来，结果马云一直到12点才过来，待了半小时就走了，那时候他正在拼命干活儿。从2004年到2010年间我也做过一些事情，但是确实还不够勤奋。对于社交网络这件事情我是特别后悔。一开始我就收购ChinaRen，也看到“多对多”是互联网的本质，为什么我没有做社交网络呢？可能我当时沉浸在奥运会官方网站的光辉里面，以及各种登山、雪山秀和名利的漩涡中。到了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开始反思，尤其在新浪微博崛起后，我决定要把搜狐微博做起来，把社交网络重新做起来，但在2011年我陷入了抑郁情绪不能自拔。
重新出发
秦朔：刚才你提到对错过机会的反思，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进呢？这几年有没有你觉得是改进得比较好或者见到成效的项目？
张朝阳：我现在的状态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新出山”，也是缓慢地出山，因为这是自己跟自己弱点的搏斗。我现在的管理工作跟2010年、2011年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而是花更多时间看产品研究技术。当你承担企业责任的时候，你作为CEO，有义务去做一些艰难的决定。作为掌握权力的人，你必须做艰难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可能会得罪人，但这是你的义务。这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问题，我开始主动替换不胜任工作的人，以前不称职的员工我都是逐渐转移，现在觉得不行就换。
秦朔：这轮重新复出，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你内心如何布局搜狐的未来？
张朝阳：我们有四个方面的业务，有资讯、视频、搜索和游戏，现在又处在两个大的方向突破上，一个方向是现在的大数据，从CPU变成GPU，运算能力极大，移动互联网对人的信息掌握也很大，这种大数据运算能力智能化导致我们对于信息的整理和提供方面要达到一个空前的进步，所以说在人机智能方向，无论是新闻客户端的下拉推荐，还是搜狗的搜索引擎，还是广告系统等，都是朝着人机智能方向发展。另外一个方向是人人网络，人和人的社交网络发展。
这是互联网的核心地带，基本沿着这两个大的方向。因为有了移动互联网和高接触社交网络，因为有了带宽的传递和移动互联网的概念，所有人都同时在线，跟2005年Facebook当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高接触的社交网络对于文字、图片和视频要求实时传播，所有人同时在线，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有很多创新的地方，我们觉得还有很多可做的事情。
秦朔：自我调适、自我超越对你重新认识和管理这家公司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必然联系？
张朝阳：当然有必然联系。刚才说到容易陷入一些精神的问题，对于出了名的人更是如此。他们容易失去以前的那种谦卑感，人世间的很多说法和规则对这些出了名的人变得不重要，突然间没有这些扶手了，更容易掉下去。我在1998年到2010年12年间一直处在聚焦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会认为自己是最聪明、最牛的人，就失去了谦卑感，你会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会把自己的利益和想法高度强化。你忘记了责任和义务是最好的荣耀，你的责任你的义务才是该实现的目标。最初我们的目标可能是养家糊口，成功是你的终极价值观，但当你已经成功的时候，你再也不需要成功了。
在人生没有要求和义务的情况下，个体很容易陷入精神的漩涡，尤其是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确实信仰缺失。美国的中产阶级往往有很强的价值观、比尔盖茨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扎克伯格还说自己是一介草民，他们做慈善，过着很正常的生活。
我现在的工作目的不为了赚更多钱，而是在商业社会中，我的义务就是打造一个最优秀的商业集团，这是我如今的责任。假如我们在石器时代，一个个体制作一把弓箭或者一个石器，就要把它做得最好才能帮助他的族人去获得猎物。我现在努力做一个商业组织，要把企业做到最好，被世人认知我又变得很伟大，重新回到舞台中心，那当然更好，但即使失败了，我也还是要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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