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衰亡”是对英国及其世界帝国在二战前后的历史的最好总结。在“赤日西沉”时的风景中，最吸引人的无疑是此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两位首相，张伯伦和丘吉尔。
这是两个从出身、性格，到思维方式、行事风格，甚至历史评价都大相径庭的人。在传统的历史评价里，张伯伦和他的“绥靖政策”的评价是一边倒的负评，甚至在他的同时代人中间也是如此。尽管1938年有70%的人要他去慕尼黑；尽管他从慕尼黑回来的时候，《泰晤士报》说“没有任何一个从战场凯旋归来的征服者得到过更高的荣誉”。当他在唐宁街高举协定，宣布他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的时候，人们报之以热烈的欢呼。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温暖的时刻，仿佛童年旧梦重温。因为即使身居首相高位，他也从没忘记过儿时围着父亲马车奔跑的伯明翰市民。然而从万众欢呼到千夫所指只距离几个月的时间。当希特勒撕毁协定占领捷克的时候，张伯伦和他的“绥靖”已经成了“万恶之源”。1940年当挪威沦陷纳粹的时候，张伯伦失去人们的支持，不得不辞职，此时距他离世只剩下六个月。他没有时间也不一定有兴趣为自己声辩。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的名字和“绥靖”捆在一起被历史铭记。
张伯伦抵达慕尼黑，1938年
而丘吉尔相比之下要幸运得多，他出自英国最高贵的几个家族之一——马尔巴洛公爵家族，却依靠个人奋斗功成名就，他的人生度完全不同于保守党此前的三个首相，充满了传奇色彩。从年龄上说他比张伯伦小5岁，比鲍德温小7岁，比博纳•劳小12岁。但是从进入议会的时间上说，他和博纳•劳都是被1900年的咔叽布选举（注释1）送进威斯敏斯特宫的，比鲍德温早8年，比张伯伦整整早18年。而且丘吉尔1908年就加入内阁，1910年已经成为内政大臣，而且为了对付“油漆匠彼得” （注释2）而在伦敦街头公然动用野战炮，虽然舆论对此举毁誉参半，但丘吉尔无疑已经声名鹊起。而此时的另外三位——鲍德温才刚刚当选议员，张伯伦还在伯明翰作五金生意，博纳•劳从此成了他在议会里最坚定的批评者。 1915年正是博纳•劳借加里波利战役失败把丘吉尔赶下了海军大臣职位。1916年当劳埃德•乔治接任首相希望再次起用丘吉尔的时候，还是因为博纳•劳的反对而没能成功。
注释1：1900年布尔战争期间举行的一次选举，因为举国上下弥漫着好战的沙文主义情绪，所以被叫做咔叽布选举。当时的英国军服刚刚从猩红色制服换成咔叽布制服。
注释2：油漆匠彼得是一个左翼恐怖分子，他和他的同伙在伦敦警察的围追堵截之下退守一间空屋，结果警察在丘吉尔的支持下用野战炮轰塌了他们据守的房子。
这个充满贵族气派的丘吉尔，本该在1940年为挪威的失败承担责任，但真正承担责任的却是张伯伦，而他反而接任首相。他的历史评价跟他的生平、演讲、甚至葬礼一样打动人心，丘吉尔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在英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展现了英国文明里最美好的一面，并且成功地带领英国人民走出战争的惊涛骇浪，虽然没能拯救“帝国”，但丘吉尔让生命垂危的帝国在它的最后时刻拯救了人类的文明。
丘吉尔的经典V字，1943年5月
张伯伦和丘吉尔构成了帝国余晖中的两种基本色彩，阴郁的玫红与耀眼的明黄。前者象征着日落时刻帝国的现实，而后者则用英雄的光辉照亮了阴郁的天际，玫红象征着他们的时代，明黄则是这个时代的谢幕，诉说着这个时代曾经的理想。
I、维多利亚时代的罗伯斯庇尔之子
内维尔•张伯伦生于1869年死于1940年，有生之年他留给人们的是一个严肃的伯明翰商人形象。从时间上说， 1911年他就当选伯明翰市议会议员，投入公共事业和政治的时间与投入“生意”的时间大体相当。他受到的教育是商业性的，职业生涯也是商业性的。
1832年改革后的下院会议，1833年2月5日
走上这条道路要归因于他的父亲，约瑟夫•张伯伦。1832年选举法通过以前英国的选民不过一百万，议会上下两院实际上把持在贵族手中，出于传统而投身政界的英国贵族与被他们挑选出来的平民出身但是受过良好教育，大部分出自牛津剑桥的“才智之士”们一起统治国家。1832年的选举法打破了大贵族对下议院选举的垄断。1867年的选举法又给议会增加了一百万的新选民，1884年的选举法在1867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百万新选民。虽然从1832年到1867年，所有的英国首相依然都是贵族，但是一些不同于传统贵族和“才智之士”的新面孔也进入了议会，“老乔”约瑟夫•张伯伦就是其中之一。
“老乔”出自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很早就辍学给家里的生意帮忙，被父亲送去伯明翰经营自家和亲戚合股的生意，然后在伯明翰发家致富。为了推动公共事业，尤其是伯明翰市的建设而投身政治。当他当选为下议员的时候，这个严肃认真、充满热情的人在他的同僚中间显得相当另类，无论是传统的辉格党贵族还是托利党贵族都跟他格格不入。维多利亚女王说每次看到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他的目光和神态总让女王“不自由主地想到罗伯斯庇尔”。
伯明翰政治同盟的风云岁月，1832年
虽然在推动社会改革和政治革新方面，他成了很多年轻贵族政治家的朋友；尤其在他因为爱尔兰自治法而脱离格拉斯通的自由党后，组成了自由党统一派进而与保守党合作，他和所谓的“第四党”，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先生领导的保守党青年运动的领袖们成了政治上的同盟者，但是他依然很难融入这些青年贵族政治家的团体。
亚瑟•巴尔弗先生，作为首相索尔斯伯里侯爵的外甥，保守党下院领袖跟“老乔”是密切的伙伴，“老乔”在下院以好斗、雄辩著称，而亚瑟•巴尔弗先生以懒散、打盹儿、开小差著称。巴尔弗曾经在谈到“老乔”时说“我和约瑟夫•张伯伦的区别，就是老人和青年人的区别”，但是因为生理年龄上巴尔弗比“老乔”小25岁，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而我是老的那个！”
亚瑟•巴尔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选举权的扩大，亚瑟•巴尔弗和他的那一类懒散的、寡淡的贵族政治家，在一战前就已经渐渐失去优势地位，而到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了下议员里的异类。这是阶级斗争和工党崭露头角的时代，虽然伦道夫•丘吉尔和约瑟夫•张伯伦都没能登上首相宝座。但是社会改革和贸易保护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响亮，到了无法被忽视的地步。
“老乔”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将长子奥斯丁•张伯伦送进三一学院走传统的政治精英路线，小儿子内维尔•张伯伦则被安排从商。内维尔的商人道路的开端是到巴哈马经营剑麻。然而剑麻生意很快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老乔”在这笔买卖里的损失超过5万镑。1897年，已经担任殖民事务大臣的他在巴哈马总督的报告里读到“（剑麻）在美国和英国市场上行情低落，这项新产业面临完全破产的风险，投入大笔资金的两个最大企业都完了！”时深感痛心，因为那两家企业里有一家就是他投资交给内维尔经营的。
1896年的老乔阁下
但是回到伯明翰的内维尔反而赚到了在巴哈马赚不到的钱，他买下了伯明翰的一家五金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制造船用折叠床铺的专利，这种专利在移民时代的经济利益不言而喻。从英国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的船可以用这种床铺载人，而从新大陆返航的时候，这种床铺可以被折起来腾出空间载货。
时代在变迁，内维尔•张伯伦的人生道路也在发生改变。他和父亲一样被公共事务吸引，1911年当选伯明翰市议会议员，1915年和父亲一样当选伯明翰市长，1918年进入下议院。他的商人经历使选民更容易从他的身上而不是从奥斯丁•张伯伦身上联想到他们的父亲，同时也拉近了他和保守党内新面孔政治领袖们之间的关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投身保守党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政治家形成了保守党内的一个强力集团，两战之间保守党的三个首相都来自这个集团，他们是格拉斯哥的铁器制造商博纳•劳，来自伍斯特郡的金属商人斯坦利•鲍德温和来自伯明翰的五金商人内维尔•张伯伦。
ii、最后的贵族
相比内维尔•张伯伦，温斯顿•丘吉尔的生平丰富得惊人。1874年，他出生在马尔巴洛公爵的宫殿里。在英国的贵族社会里，国王之下是20个公爵，而在这20个公爵里，马尔巴洛公爵家排名第十。然而这个家族的道德尺度即使在18、19世纪的英国也到了令人侧目的地步，败家子层出不穷，虽然第八代、第九代公爵都娶了有钱的美国女继承人，但还是到了破产的边缘。丑闻、负债累累、离婚，闹到连私生活观念异常宽松的爱德华七世都拒绝接见第八代公爵的地步。
第九代马尔博罗公爵一家，1905年
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第七代公爵的第三子，照例是无法继承爵位的，所以24岁就从家族的选区当选为议员，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娶了美国女继承人的子弟。出身、妻子的财产和他自己的才智，让他如彗星一样光彩夺目地划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坛。
他发起了被称作“第四党”的保守党青年运动，很多青年贵族政治家和非贵族出身的保守党人聚集在他周围，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首相索尔斯伯里侯爵的外甥，上文提到的亚瑟•巴尔弗。当这位未来的首相在议会里选择坐在伦道夫•丘吉尔身边时，吓坏了不少人，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坐到伦道夫身边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典型的巴尔弗风格，他说“因为那个位子好放腿！”
漫画上的“第四党”（The Fourth Party Lord ：Randolph Churchill, Henry Drummond Wolff, John Gorst and Arthur Balfour）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正在变化，选举法的修改为这些新的声音敞开了威斯敏斯特宫的大门，但是传统的政治家们试图让钟摆停留在当下。这是伦道夫•丘吉尔和约瑟夫•张伯伦愤怒的根本原因。但伦道夫•丘吉尔不是一个贵族阶级里的“老乔”，政治对他而言带有更多个人色彩。1885年他以拒绝入阁的方式成功地把诺斯科特赶到了上院，1886年作为保守党选举的功臣和财政大臣，他再次提出辞呈，要求首相在陆军大臣和他之间二选一，结果意外的是首相接受了他的辞呈。这种个人义气的斗争方式，让他从政治的巅峰急转直下，如果他足够坚定而且足够健康，他的威望和人气都足以支持他东山再起，但是几年的在野生活就让他的健康垮掉了。他如罗茨伯里勋爵所说的那样“慢慢的当众死去”。
但是在伦道夫•丘吉尔倒下去的地方，温斯顿•丘吉尔闪亮登场。温斯顿•丘吉尔其实并不受父亲重视，财政大臣的儿子却去上军校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伦道夫勋爵并不喜欢他，而且他自己的学习成绩也实在不足以改变父亲的看法，在桑赫斯特军校的考试里，虽然反复补习，温斯顿•丘吉尔还是只考进骑兵科。这件事情照例让伦道夫勋爵大发雷霆，因为在19世纪，骑兵军官的马匹大部分是需要自备的，骑兵科之所以成绩低就是因为只有贵族家庭的纨绔子弟才会去考。但是无论如何，温斯顿除了严厉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来自纽约的百万富翁家庭，而且还是《纽约时报》的大股东，所以在经历了种种传奇经历之后，1900年的咔叽布选举中，丘吉尔作为布尔战争的英雄和出生在加拿大的铁器制造商博纳•劳一起作为保守党议员被选进了威斯敏斯特宫。
1898年9月苏丹喀土穆附近的奥姆杜尔曼之战，温斯顿亲历此役
如果说“老乔”代表着下议员里的一种新形象：平民的、中产阶级的、党派政治家的话，那么丘吉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种传统的英国贵族政治精英的风度。虽然他没有什么财产，当选更多的是靠他在布尔战争中的人气，但在下议院，一个马尔巴洛家的人肯定比一个张伯伦或者一个出生在加拿大的博纳•劳要自在得多。而且作为伦道夫勋爵的儿子和一个正在走红的作家，他知道议会和在报纸上关注议会的选民想听什么。在“让议会倾听自己”这门艺术上，丘吉尔是当之无愧的大师。虽然他一开始也会紧张，他曾经问德文郡公爵“你在讲话的时候不会紧张么？”后者回答“当然会，但是我一想到除了这里，我再也找不到这么多傻瓜来听我讲话就再也不紧张了”。
丘吉尔不是一个党派政治家，也不是一个伦道夫式的意气用事的政治家，他能感受到抽象的民意，也能感受到议会的脉搏，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保守党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党派政治家，他不是代表保守党发言，而是直接对议会发言，向那些关注着议会的选民发言。他是18世纪那些以雄辩让议会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的伟人的继承者。虽然他攻击保守党，并因此在保守党人中间留下了很多坚定地反感他的敌人，甚至被开除出党，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他步步高升，丘吉尔1906年加入自由党内阁，1908年成为通商事务大臣，1911年张伯伦当选市议员的时候丘吉尔已经是海军大臣了。
意气风发的温斯顿，1918年
一战后的岁月是自由党走向衰亡的时代，曾经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拒之门外的新呼声在这个时期已经登堂入室。自由党越来越依赖工党的支持，而丘吉尔再次表现出他对党派立场的满不在乎。1924年他作为保守党人在伦敦郊区的埃萍当选。丘吉尔自己说鲍德温可能不会选择他这样的人进入内阁，但是他的朋友们则希望他如果被邀请担任“卫生大臣”千万不要拒绝。而奇妙的是本该在这届内阁里担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拒绝了这一职位，而接受了卫生部，丘吉尔随机被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而这一届财政大臣被证明是丘吉尔政治生涯里的灾难，虽然恢复金本位是1924年各党派的共识，但是当1929年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还是猛烈抨击丘吉尔制定的兑美元汇率。而且在1926年的大罢工中，丘吉尔是唯一公然主张动用机关枪来对付罢工工人的大臣，也让他在工党议员和左翼选民严重变得难以容忍。当1930年代，当经济危机的紧张局面来临，工党内阁自不待言，但即使在1931年麦克唐纳和各党派组成联合的国民内阁里也没有给丘吉尔一席之地。1935年鲍德温组织的保守党内阁也没有邀请丘吉尔。从1929年丘吉尔开始了长达11年的在野时期。
iii、帝国斜阳
时代正在改变，1884年那个由400万选民选出的议会，视约瑟夫•张伯伦为异类。而到1929年在一个由2885万选民选举出来的议会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长子形单影只。当他在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坐下的时候，已经没有另一个亚瑟•巴尔弗跑到他身边“放腿”了。这些年中的丘吉尔在议会保持着他迷人的口才和优雅的举止，让人从他身上想到大英帝国的全盛时代，但是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少，孤独而优雅的他就像一只孔雀。曾经支持过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在他最后一次编制预算的时候曾经对人抱怨说，“我无法想象二十年后的财政大臣该如何编制预算”。这是一个贵族面对时代转变时的绝望情绪。而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另一个阶层正雄心勃勃的登上舞台，迎接属于他们的挑战。
1911年国民保险法宣传单
那些约瑟夫•张伯伦曾经为之大声疾呼的改革如今已经变为现实，1886年约瑟夫•张伯伦曾经主张效法德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当时他的言论被议会认为是过于激进。到1908年阿斯奎斯内阁通过了养老金法，1911年进一步通过了国民健康保险法。到1935年工党内阁垮台的时候，社会保险账户亏欠国库的金额已经高达一亿一千五百万英镑，单只这个数字就足以让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财政大臣感到震惊，而如果他知道这笔钱被用在社会保险上，真不知会做何感想。萧条、衰退、失业、政府赤字、工人罢工支配了三十年代的英国，1920年400万军人的复员，导致1921年6月高达258万的失业人口。此后7年政府千方百计把失业人口控制在110万到125万之间，但是1929年的危机让1930年的失业人数再次跃升到250万，然后居高不下，1933年初达到了接近300万。这是人人都为如何生活下去而焦虑的时代。安东•艾登1923年第一次被选进下议院，当时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对他们这些新议员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你们的工党同僚没有上过大学就觉得他们不如你们，他们至少在社会保险问题上比你们渊博得多”。
相对维多利亚时代，政府的职能已经前所未有地扩大，而财政支出也随之爆发性增长。但即使面对种种内忧外患，张伯伦这样的政治家还保持着他的信心。他手中最大的资源来自“老乔”的政治遗产。和丘吉尔不同，张伯伦对父亲和兄长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情和敬意。而“老乔”和伦道夫•丘吉尔也不一样，虽然他也在1903年退出了内阁，虽然巴尔弗先生辞职之后举行的大选中，统一派遭到了失败，但是 “老乔”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06年7月7日他的生日庆贺活动上，他和妻子乘车从长达18英里的人群面前驶过。在他突然病倒并不得不退出政治生涯之后，他未竟的事业成了自由党统一派和他的儿子们天然的政治遗产。1918年由他的长子奥斯丁•张伯伦作为财政大臣向议会提出了一项建立在帝国之内互惠基础上的预算，宣告了他的事业在第二代人身上的继续。这项预算所依据的关税制度虽然屡遭废弃，却始终是保守党人的纲领之一。1931年内维尔•张伯伦终于在联合内阁中出任财政大臣，他向议会递交了一项全面关税改革的法案，这项法案被张伯伦看作是他伟大父亲的事业的继续，也是他和下院对约瑟夫•张伯伦的帝国经济一体化理想的回应。在法案付诸表决的2月4日，他对下院说“要是他能预见到，两个直接继承他的名字和血统的人，其中一人在场，而另一人则通过自己的嘴，正在把这些建议——他的思想的直接和合法的继承人——陈述给他所热爱的下院，我深信他会为自己失望的痛苦找到安慰。”
1929年的内维尔·张伯伦
只要和平能够继续，张伯伦就对帝国保持着他的信心。同样的只要和平还在继续，张伯伦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维持和平已经越来越困难，张伯伦作为财政大臣参与到外交政策的制定是比较晚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当他试图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外交部无冕之王般的兄长。当他在公开场合对德谋求妥协的时候，奥斯丁•张伯伦爵士曾经毫不留情地说“内维尔你真的是对外交一窍不通”。尽管如此内维尔•张伯伦依然是一个积极参与外交的财政大臣。1937继任首相的他也不是一个集体领导的首相，相反出于财政的压力，他不断地插手其他大臣的部务。人们说张伯伦是一个美国总统式的首相，而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首相。这个评价完全符合内维尔•张伯伦的风格。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对协定的践踏势必导致欧洲走向世界大战。1938年苏台德问题升温的时候，英国原本是没有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条约义务的，但是法国有这样的义务，而一旦法国为了捷克问题卷入对德战争，那么英国出于对法国的条约义务，势必也被卷入。所以张伯伦试图以一种坦率的面对面的方式谋求与德国的妥协，找出避免战争的道路。其结果就是张伯伦自认为足以带来一代人的和平的《慕尼黑协定》。但是当希特勒违背诺言，于1939年3月占领布拉格的时候，这一流氓行径严重打击了张伯伦的威望。如果张伯伦内阁就此垮台，那么英国还可以适时重新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保守党依然维持着自己的多数派地位，而张伯伦虽在党内受到重创，但只要英国选民还为经济萧条所苦，战争还没有爆发，张伯伦就依然无可替代。所以英国的国内的局势决定了张伯伦不可能重新选择他的外交道路，他只能把自己过去的对德妥协政策彻底推翻，转而在3月31日对波兰做出无条件的保障。而希特勒则误判了他在1939年的成功，认为英国人的妥协暴露了英国的无力，他可以在波兰复制他在捷克的成功。于是，1939年9月，战争爆发了。
从慕尼黑回国后的张伯伦向人们展示协定书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大英帝国的命运就尘埃落定了。如果说在三十年代的困难时刻张伯伦依然保持着他的斗志，在贵族政治家绝望以后，资产阶级出身的政治家还对帝国的未来保持着信心。那么这种信心随着纳粹势力的崛起，和英国被迫进入在武装就已经渐渐消褪了。内维尔•张伯伦在其作为财政大臣的最后年代曾经对朋友说“我无法想象未来的财政大臣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对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的绝望情绪的一种回应。随着战争的脚步声临近，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感到了绝望。
当战争真正爆发，英国人民的注意力就因为动员、战况和配给而转移到了战争里。而1940年的崩溃更使人们不可能再关注其他的问题。整个欧洲文明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英国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告别了三十年代的经济阵痛期。此时，木讷、缺乏个人魅力的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失去了他的优势地位，而丘吉尔这个充满了英国最美好年代气息的人展现出了他的魅力。所以张伯伦放弃了自己的职位，承担了全部的责任，把帝国告别演出的舞台留给了最适合这一幕的温斯顿•丘吉尔。当帝国赤日西沉，玫红的阴云浅浅覆盖了整个天际，那是帝国末路的无奈。而在最后时刻，一缕耀眼的明黄刺破即将被黑暗笼罩的天空，那是一个帝国和他的理想的最后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