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大桥局顾问、国家一级作家余启新小说《东方既白》问世，该书回顾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历程。书中第三章，余启新描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中苏双方在技术问题上产生分歧，大桥局长支持中国技术人员意见，苏联专家一气回国，局长还因此受到警告处分。记者采访余启新获悉，这段往事在修建汉水铁桥（也称汉水铁路桥）时真实发生过。
余启新向记者介绍，1953年开工的汉水铁桥是武汉长江大桥的配套工程，首任大桥局局长彭敏十分重视。但修桥过程中，铁道部聘请的苏联顾问奥尼斯阔夫与中方在桥梁基础建设方案上产生了分歧。
“分歧主要有两处。”余启新说，苏方提出的桥基础建设方案是气压沉箱法，“气压沉箱法要在水面下施工，不但工人要冒生命和疾病的危险，而且在水深浪急的江上使用也非常困难。”余启新介绍，最后中方并未采用，而是尝试使用我们自己设计的旋制混凝土管桩基础法。
令奥尼斯阔夫生气的还有另外一件事，苏联计算摩擦系数的公式与英美的不同，“我们中方证明出苏联的计算公式不合理，彭敏局长当时也支持中国技术人员的意见，就这样奥尼斯阔夫一气之下回了苏联，并向苏联技术总局运输工程部作了汇报，说中国人没有按方案规定的方法做”。
“后来苏联技术总局运输工程部给中国政府写了封信，大意是我们没有按他们的意见办，如果技术上出事他们不负责任。”余启新说，“当时我国是明确苏联为‘老大哥’，为了中苏友谊，我们不能有任何反对意见。结果铁道部给了彭敏一个行政警告处分”。
到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基础施工仍要按苏联鉴定的气压沉箱法方案来。背负处分的彭敏十分焦灼。
“就在这个时候，事件出现了奇妙的转机”，余启新回忆，1954年7月，彭敏的苏联老朋友康·谢·西林接替奥尼斯阔夫，来到中国指导大桥建设。“西林也不赞同奥尼斯阔夫支持的气压沉箱法。他和中方施工人员一起研究实施了一种新方法‘管柱钻孔法’。”余启新介绍，这种新式方法在后来的施工运用中不仅缩短了工期，降低了造价，而且保证了工人的人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