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进程是如何开始的，其中有多少国外元素的参与，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学术话题
2017年10月8—1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代史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史”创新团队举办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家战略与地方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以及美国、日本、比利时、捷克等国的专家学者30余人，围绕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历史脉络、地方建设的理论与经验、国际视野下的国家发展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研究地域分布于上海、天津、山西、山东、河南、江西、冀北等地。此次会议的报告中，也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部因素，无论是国际环境的直接影响，还是中国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全球化视野，都为相关研究与了解新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宽了思路。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深入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上海科学技术基地建设的影响。建国后，囿于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方针尚不明确。经过“一五计划”前半期的发展，内地的工业建设蒸蒸日上，但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老工业基地却因投入不足、政策限制而普遍陷入发展困境。就上海市工业而言，由于持续贯彻“积极改造，逐步紧缩”的政策，1955年的投资额只相当于年折旧费用的76%，建设资金捉襟见肘，以至于当年上海市的工业生产总值仅为91.42亿元，甚至比1954年工业生产总值96.37亿元还下降4.95亿元。针对沿海地区的发展问题，考虑到国际、国内形势总体向好，如何利用和发展上海等沿海老工业基地成为中央重新审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1956年1月，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上海在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后，响应中央号召，在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科学技术基地建设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1963年，中央明确在上海建设科学技术基地后，上海依托本地的产业、人才、科研院所等优势，配合工业改组，通过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推进产学研结合、培育学科和技术人才、开展技术革新等举措，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基地的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为新中国的工业、科技发展和上海市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总结五、六十年代上海市科学技术基地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有一定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认为，从新中国成立近7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几个时段。一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基本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均衡发展的战略，发展的重心是内地纵深发展。1978年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邓小平实行两个大局的方针政策，中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政策，政策上权力下放，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1999年以后“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中国再次进入均衡发展时期。第四个阶段，是从2012年以来，特别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的发展放在全球视野中来统筹规划，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全球视野的发展中间，一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观，更多地建立在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基础之上。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认为，建国后，上海的发展战略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型目标城市的确立，时间是1949-1956年，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从农业国和工业国的转变，世界冷战格局形成不久。上海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必须要把重工业发展起来、轻工业慢慢向外转移，然后是非生产功能弱化，金融地位取消、外贸地位下降。第二个阶段，1956年以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提出反思，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论述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主要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毛泽东在作出我们可以有比较长时间搞经济建设的结论后，提出上海要发展。这是上海工业地位形成的时期，上海建立了中国最完整、最强大的加工体系。最后一个阶段是1979-2012年，改革开放起步，冷战格局终极、国际形势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1984年中央讨论认为，上海城市功能要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1990年迎来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多功能中心城市目标，上海明确提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然后建立四个中心。
比利时鲁汶大学Valeria Zanier教授深入讨论了欧洲对于新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首先是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中国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成为新中国重要的汽车生产企业。后来的红旗轿车则根据美国的克莱斯勒车型改装。美国、苏联对中国的汽车制造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他还有一些来自于法国、捷克、德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和东欧、西欧有联络，他们学习各种各样的乘用车还有卡车的技术，有一些法国公司、英国公司，还有德国公司，都与中国有合作。1958年开始，很多地方政府也建立了中外合资汽车生产企业，有200个工厂进行了汽车的生产，但只有少量的工厂生存下来了，他们也成为今天汽车行业的骨干。北京、南京、上海、济南还有其他地方都有这样的汽车厂。1950年代，中国克服了经济禁运危机，特别是在60年代中国摆脱了苏联的扼制，英国、法国、德国都加强了对中国汽车行业的产品和技术出口。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加岛润教授着眼于日本“在华纺”在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绩效评估，他首先分析了1936年和1947年上海棉纺织工业的设备和产量，接着分析了1950年到1980年上海主要工业类型的产值比和基础建设投资比，通过比较1936年到1947年上海纺织工业与机械工业的资产利润率（利润与固定资产的比例），指出纺织工业的资产利润率在建国后一直在曲折上升。1949年以后上海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工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重工业比重上升，轻工业比重下降，在此情况下，纺织业的资本效率较高，机械工业的资本效率较低。显然，纺织业在建国后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对现有设备和资源的利用是十分有效的。
美国特洛伊大学Margaret K. Gnoinska教授通过中波轮船公司60余年的发展历史，论述了中波友好关系建立的特殊国际背景及其延续至今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波兰即与中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整个冷战时期坚持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在上世纪60年代动荡的岁月里，两国关系仍能继续发展。中波两国海上关系的起源，始于建立合资的中波轮船公司（Chipolbrok）。中波轮船公司为中国和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冷战中艰难生存做出了贡献。上海在中波轮船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初是作为一间办公室，然后是领事馆，最后1962年中波轮船公司总部也迁至上海。中波轮船公司迁至上海后经受住了最为动荡的考验，并在80年代初成为中国援助波兰经济的重要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