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与道家相比，孔孟荀是以人为中心，为出发点、为根据，承认存在，立足现实，重视人生和社会实践，务求一完备、自恰的秩序体系。道家之庄子则是以自然为中心、为出发点、为根据，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思想是从其本体核心中逻辑推导出来的。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则批评儒家“中国之君子明乎礼而陋于知人心”，意犹批评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由“天人”关系方面看，道儒二家虽都讲“天人”，但儒家实际是侧重于“人”的一极，庄子实际上是侧重于“天”的一极。由本体论角度看，“蔽于天而不知人”，实为庄子对于绝对真理的一种“往而不返”的追求，庄子由此而对于“天”、对于“物”、对于人类感性认识的极限，都有充分的论述，较之先秦儒家甚至于道家之老子，都更为深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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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之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或可称之为“轴心”，或可称之为“元典”，总之是为后来的人文发展确定了一种不变的格式。这不变格式的出现有一个背景。古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先秦诸子百家出现的背景是分，不是合，即是说中国文化的初始条件是分，是开放。“开放”一语是当代人最为熟知的，但鲜有确诂。热力学中称与外界没有热、力和质量交换的系统为封闭系统，称与外界有热功和质量交换的系统为开放系统。而先秦社会的开放性质用最简单的概念界定，或许可以解释作无序；政治上的无序与价值观念上的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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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向所说：“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争权，盖为战国。贪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是为上下无序。开放或者无序的压力是沉重的，栖栖惶惶的绝不只是孔子一人，儒、道、墨、法诸家莫不如此。司马谈《六家要指》引《易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虽然诸子百家都是探求真理，以期重建有序，但是百家所认定的道路却不一样的。司马谈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个见解是极其重要的。所谓“务为治”就是说他们都是希图通过政治手段，来重建秩序。所谓“异路”，是说各家的主张有仁政与刑罚、王道与霸道等等区别。但各家都是归结于政府、落实于人文的。今观先秦儒家，与其将孔子尊崇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不如将孔子理解为一个终生政治理想而奋斗却最终未获成功的政治家，蔗几更切合孔子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