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公债”是爱新觉罗氏为挽救王朝覆亡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悲催的是，公债发行还没有结束 ,清王朝就已寿终正寝。其实，清室尚在苟延残喘之时，财政就濒临破产了。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王朝对日战争赔款为2.3亿两白银,业已使财政陷入空前困境。雪上加霜的是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伤痕还未愈合，清政府又遭受八国联军的侵略,被索赔款4.5亿两白银，虽然列强答应分39年偿清,但本利合计高达9.82亿两之巨。这种敲筋吸髓式的掠夺,就连当时的美国专使柔克义都承认过分，说了句公道话——“超过了损失之合理估计以及中国负担的程度”。
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被迫举外债还外债。据统计，甲午战争至清政府垮台，清室至少举借了112项外债,总额高达惊人的1203825452.94两。巨额的债务, 导致清政府背负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清王朝危在旦夕之际, 国内要求变法革新的呼声日渐高涨。清政府被迫开始革新，此举非但没有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政增加了新的财政开支,使得“岁增支出更远过于赔款”。尽管清朝政府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增收创收，但财政状况始终是严重的入不敷出。清政府也琢磨着尝试发行“公债”，但由于之前失败的阴影，舆论的反对、导致政府公信力严重缺失,又使得清廷顾虑重重，始终不敢轻易尝试。
就在清廷对公债发行举棋不定时,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紧接着,全国众多省份纷纷宣布独立。为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清廷迅速调兵遣将灭火。军费支出的增加，使得本已经捉襟见肘的清朝财政立即面临山穷水尽的窘境。武昌起义爆发后,财政大宗收入的海关税收被列强作为多项外债的担保而予以扣留。
在生死存亡关头,清室拿出私房钱三十三箱黄金应急，虽然这些黄金市值三百万，但对于庞大的军费开支而言,仍然只是杯水车薪。万般无奈之下，清廷再也无暇顾及“恶劣影响”、“政府债信缺失”这些，决定大规模向国内公开发行公债。1911年10月30日由度支部奏请,并经资政院修正议决，再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会同度支部奏请募集“爱国公债”3000万两。
名义上是公债，清室也顾不得政府颜面，规定凡是王公世爵、京外大员、各衙门官吏等所有就公家职务且年收入薪俸在1500元以上者都有购买公债的义务。年收入1500~2000元者购2.5%, 2000~5000元者购5%,5000~8000元者购7.5%, 8000~1万元者购 10%……各部委官员按实际收入分等派购，收入越高购买的公债越多。为以身作则计，隆裕太后率先拿出“内帑黄金8万两、现银70万”用于购买“爱国公债”。见响应者寥寥，隆裕抓狂不已，只得“发密旨派奕劻、袁世凯二人为筹款大臣,专向各亲贵、王公大臣等筹借款项”。即便是奕劻、袁世凯跑断腿、磨破嘴，无奈清王朝大厦将倾，贵胄、重臣早已经离心离德，打着自己的小九九，不是推三阻四、就是装疯卖傻，急于转移财产……
“爱国公债”发行后，除大部分由清廷以内帑认购，以及王公世爵、在京文武官员劝募约1000万余元外,普通士民几乎没有什么认购。
开什么玩笑，大清王朝、满清贵胄何曾爱过升斗小民？眼见得要倒霉，号召小民爱国，岂不是痴人说梦。清末，普通士民对国家的概念还很模糊，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危急关头让他们拿出真金白银来爱国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