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开支与人种改良适应性问题在此处的讨论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另一个相对独立的话题--安乐死：人们因无法容忍的痛苦而要求最后的解脱。这种人在纳粹德国与其他社会同样不容置疑的存在为实施仁爱致死术和对受苦的个人关怀稍有擦边的政策提供了机会。
如前所述，20年代中叶，埃瓦尔德•梅尔策记录了某些受心智缺陷子女困扰的父母的情况，他们大多从情感和经济上都疲于应付这类子女。在纳粹德国，平民寻求评论某个法律问题或解决个人痛苦的一种方式就是致信元首的总理府。有一名因癌症而垂死的妇女，以及一个名叫克瑙尔的畸形婴儿的父母寻求获准"安乐死"，当然我们不应想象想死的德国人都会致信总理府。
1929年希特勒在纳粹党纽伦堡集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触及了人种改良杀婴问题：
假如德国每年新生100万婴儿，那么清除其中最弱的70-80万，最终结果还是实力增强。最危险的事莫过于我们切断自然选择的过程，从而失去获得健全人的可能。第一胎未必总是最聪明和最强壮的。斯巴达--历史上最清晰的种族国家个案，就系统化实施这些种族法律。现在情绪化人道主义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让健康者付出代价去试图维护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