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周有光、馮其庸、楊祖陶、鄭孝燮、霍松林、夏傳才、牟永抗等文化名家先後辭世，也引起大眾的關注。
但人們忙於緬懷他們的生平事業、學術思想，而常常忽略他們身後留下的寶貝，那些手稿、書信、藏書、藏品到底有怎樣的未來，很多還是未知數。
近五年來，去世的文化老人為數眾多。但又有誰知道，很多大家的手稿等都正面臨著被埋沒的危險。搶救文化大家留下的珍貴遺存，可謂迫在眉睫。
著名古建築學家羅哲文一生四處考察，親自攝影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他留下的照片多達數万張。
羅哲文生前留影▲
在羅哲文家裡，這些照片一張張緊貼在一起，看起來已很難揭開。一摞摞厚厚的照片，分別堆放於書櫃裡、走廊過道的櫃子裡，還有的碼在紙箱裡，更有很多照片藏在連羅哲文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這些數量驚人的照片，從未有人整理過。另外，羅哲文晚年用數碼相機拍攝的大量照片，也是個未知數。
羅哲文生前拍的照片▲
楊靜華老人知曉這些照片有多珍貴。她回憶道：
1969年，羅哲文曾下放到湖北咸寧幹校勞動；1972年開始，湖南馬王堆漢墓陸續發掘出來，由於發掘文物都處於真空保存狀態，急需有人拍照，而羅哲文因攝影方面深得恩師梁思成真傳，於是相關部門將其緊急召喚了過去。
但當年馬王堆漢墓的照片是否就藏在家中，楊靜華也不清楚。
羅哲文拍攝的大量照片，同樣為業內所關心。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說：
羅哲文真正留名的該是這些照片，這是他最大的貢獻。這些照片記錄了新中國成立前後古建築與文物保護、搶救的重大事件、珍貴細節。
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於2012年5月去世，他的手稿、書信等，於2014年正式捐贈給了恭王府。
周汝昌生前留影▲
其女周倫玲說：
“之所以捐給恭王府，一是因為1953年父親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紅樓夢新證》，在該書第三版補遺中，他認為恭王府及後花園是《紅樓夢》大觀園遺址。為了更好地保存這項考證成果，他還與恭王府合作，錄製了專題片《芳園築向帝城西》。二是恭王府緣於父親的著述觀點，打算要為他建立一個紀念館，並於2013年5月與周家達成捐贈協議。我們也老了，整理父親的東西很不現實。父親要活著，他也會為我們的決定感到高興的。”
周倫玲透露，周汝昌留下的東西最後裝了六七十個大塑料箱。其中包括許多珍貴信札，像胡適寫給周汝昌的六七封信，還有張伯駒、徐邦達、啟功等名人寫給他的信，以及周汝昌一生精心收藏的老師顧隨的百餘封信。周倫玲特別強調：“ 當年我們生活條件不好，但從沒想過用這些東西來換錢。 ”
周汝昌留下的手稿數量很大，前期手稿是繁體的蠅頭小字，有的是草書，有的是鉛筆字但快沒色了，還有他的一些英文稿，這些都不易辨認。此外還有很多碑帖，上面都有許多題跋與批註。周倫玲說，到了晚年，父親的字更是重疊且筆劃不全，無法辨識了。“整理起來很艱苦，肯定有的整理不出來了。”
周汝昌手稿照片▲
而關於那些捐獻的藏書，都是周汝昌當年一本本淘來，因為經濟條件有限，它們看起來外觀不漂亮，但每一本書周汝昌都精心寫有題跋。晚年他視力大減，還會時常讓子女把“唐詩宋詞”從床底下的箱子裡翻出來，讓他們念給他聽。
周汝昌的重要遺存已捐出去兩年多了，但至今手稿整理沒有具體進展，紀念館也沒有下文。
家裡還有他留下的眾多紙片，家人還是不捨得扔。周倫玲如今就在一張張破爛紙片上，進行著仔細辨認。她發現那些寫在日曆上、紙片上的，竟然有不少父親創作的詩詞，還有寫了半截的文章。
周汝昌手稿照片▲
周汝昌寫過大量詩詞，但直到今天也從未出過一部詩集。周倫玲計劃把藏在日記、信件、文章裡的詩作蒐集、整理出來。她遺憾地說，父親給友人寫過的信中就有不少詩詞，但當年的友人都老了，或者早已故去，想找尋到所有的詩作根本不可能。
周汝昌手稿照片▲
即便設法找到了，字蹟的辨認也是困難重重。不久前周倫玲就將父親的一篇文章交給一家報社發表，文末綴有詩，編輯審閱後說，這詩的韻腳不對呀。於是通過郵件發去截圖，大家費了半天勁猜來猜去，才算有了答案。
“很多時候，我經常就把他的字辨認錯了。”周倫玲說，自己不懂詩詞，這對她來說是很艱鉅的事情。由此也可想像，那些捐獻給恭王府的手稿等，其整理難度有多大。
事實上，許多大家的手稿長期處於疏於整理狀態，已成普遍現象。
《梁思成傳》作者竇忠如發現很多老先生去世後，家裡都保持原樣。他到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家，桌子上還擺著北京人頭蓋骨的模型，而賈蘭坡留存的資料長期未能得到整理。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福春也證實，老詩人牛漢於2013年9月去世後，其書信至今沒有整理。
牛漢生前留影▲
在牛漢生前，劉福春編輯《牛漢詩文集》時，曾打算收入上世紀50年代牛漢與夫人的通信，這些書信曾於牛漢1955年入獄後被沒收，平反後才歸還。劉福春回憶，2009年他拿到了這批書信，準備著手整理，但牛漢認為出版並不合適，結果這批書信的整理也就此擱淺。
不僅如此，已過世的黃苗子、王世襄、史樹青、鄭孝燮等等大家，都留下很多東西，但因後人無暇整理或整理難度大等原因，手稿等就一直堆在家裡。
面對如此局面，竇忠如解釋：
“一代大家手稿未能整理，一方面是因不少老先生的家學沒有得以延續，家屬無人能承擔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於相關部門的重視度不夠，很多老先生都沒有助手。 ”
劉福春則認為：
“手稿、書信整理很複雜，誰來整理、怎麼整理都是問題，整理者不僅要認得字，還要涉及繁體字、異體字以及糾錯等問題，這是很多人都難以應付得了的。一代大家的手稿整理，或多或少都面臨這些問題。現代文獻整理有規範性，但至今都少有人提。”
記者經過調查還發現，因為種種原因，一些名家珍貴手稿、信札甚至已流散。
草嬰於2015年10月去世，其女盛姍姍透露，草嬰上世紀80年代翻譯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個人的遭遇》，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說譯稿，一直沒能找到。
草嬰生前留影▲
《復活》《安娜·卡列尼娜》譯稿當年交給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由出版社交付給印刷廠後，從此下落不明。盛姍姍聽說這兩部手稿沒被扔掉，還在某人手裡。她熱切希望手稿持有者在看到本報報導後，趕緊與她或相關部門聯繫，盡快歸還父親的手稿，“這些手稿也將會捐贈給國家。”
無獨有偶，著名古典文學專家霍松林今年2月在西安辭世。令霍松林家人意外的是，其簽名本圖書、手稿、信件等，已在網上賣得火熱。
霍松林生前留影▲
如霍松林1989年為終南印社寫的文章售價5000元，寫給中華詩詞學會辦公室的信件，以及他寫給學生、好友的信件等，平均一頁信紙售價至少800元。霍松林的藏書籤名本，在網上至少有幾十本在售，最貴的大約400元一本。
霍松林手稿▲
霍松林之子霍有光說，父親生前寄往編輯部、出版社的手稿、信件等都未退還，因一些單位管理不嚴格，有的手稿流入了市場。而有的藏書流入市場，則是2005年霍松林捐贈給陝西師大時，竟然被學校當破爛處理掉了。
調查還發現，名家手稿整理及時、完整、規範，與相關單位的重視，和名家生前就擁有好助手、好幫手都不無關係。
侯仁之先生於2013年10月辭世，手稿、手繪圖等文獻的蒐集、整理已歷時7年，目前還在有序進行中。侯仁之女兒侯馥興說，北京大學專門成立了侯仁之採集小組，北大老師、碩士、博士等參與整理的人員，前後共有十餘人。
而去年辭世的楊絳先生的手稿整理，在其生前就委託助手吳女士幫助完成。年逾八十的吳女士學養很高，將龐雜事務打理得井井有條，在楊絳去世後，她依舊完成了相關後續工作。吳女士介紹，楊絳去世一周年之際將辦展，屆時楊絳手稿也將展出。
眼見大家的身後麻煩事成堆，當然也會有一些睿智老頭兒、老太太趁活著趕緊做出決斷。
95歲的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已陸續將他的信札全部出版，其珍貴藏書也已捐獻。
謝辰生▲
謝辰生老人寫的自況詩▲
他說，就怕自己走了以後，很多事情的來龍去脈會變成一筆糊塗賬。
藝綻君說
大家手稿不可再生，不能變成一筆糊塗賬
文化大家留存的手稿、信札、藏書等，對於研究其生平、學術思想、為人治學、藝術造詣等方面，都有極珍貴的文獻價值，這一點不言而喻。
但事實是，不少大家生前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而身邊往往都缺乏助手、幫手，很多手稿、藏書、信札就胡亂塞到床底下、櫃子裡、紙箱裡，根本無暇顧及。何況有的大家突然離去，其生前只求清淨獨立工作，對身後事沒有交代，其留下的手稿身藏何處，數量多少，就如同謎團一樣，難以破解。
不僅如此，一些單位對於名家手稿、信札、藏品管理不善，造成一些手稿、信札流失，讓其在民間交易市場異常活躍。編輯部、出版社有嚴格的編輯流程等各類製度，但對作者手稿不僅不退還，而且一直缺乏嚴格的管理制度。多年前的“寬鬆”，如今卻造成不可彌補的後果，這對名家手稿的整體保護、研究也帶來了巨大損失。
面對這些現象，周倫玲提出了建議，她認為對於有成就的老學者，尤其是那些沒有官銜的純學者，國家應多給予關注，生前應配備助手或學生，身後應對其著作抓緊整理。竇忠如也呼籲，對已退休的大家配備助手要形成機制、要成為標配。此外，嚴格單位的手稿管理制度也要成為一些單位、機構的標配。
文化大家離去後，其老家政府、曾經工作過的地方等都會紛至沓來，提出收藏手稿、信札的種種要求，有的家屬往往顧及各方，但手稿也就散落四處，變得“支離破碎”。其實，家屬如果能選擇檔案館、圖書館等可靠機構進行整體性捐贈，不失為上乘之舉，這對名家的全面研究將是極大的利好。
如同當過十多年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館長霍有光所言，“只有國家能夠保留，其他任何人都保留不了。”但不可忽視的是，國內目前還缺乏成熟的名人手稿、收藏捐贈機制，家屬捐贈是否適當給予經濟補償、獎勵等，尚缺乏細化的措施，這也擋住了不少家屬的腳步。
但無論怎樣，隨著網絡的普及，文化大家的手稿、信札將越來越成為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其文化價值、文獻價值不可估量。保護名家手稿，就是為民族留下時代印記和文化記憶，不能再任其自生自滅。
来源：藝綻
